李白有一首诗题目叫作《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虽然只有四行，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考验，仍然保持其艺术生命，足以列入不朽的经典。但是，它的艺术成就高在哪里，至今却几乎还没有人能够圆满地说清楚。

不少学者的赏析文章有意无意地把这首诗的好处归结为：李白深刻地反映了长江中游的壮丽河山；或者说，借助壮丽河山表现他的豪放感情。两种说法，前一种的哲学基础是反映论的，后一种是表现论的，二者似乎并不太离谱，可是，都不能说是有效的阐释。因为这一切并没有提供多少超越读者直觉的信息，不可能使读者得到比较深的启发。歌颂祖国壮丽河山、表现豪迈情怀的古典诗歌，数不胜数，其实际成就之高低，相去甚远；问题在于这首诗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特别高，特别有个性的魅力。不管一些赏析文章字句上有多少不同，但是在方法上是共同的。说它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强调的是艺术形象和客观的大自然的一致；说它表现了李白的豪放感情，突出的是艺术形象与主观感情的一致。

这里有个方法问题。

艺术的美，是不是决定于它与生活或者情感的统一性呢？

许多赏析文章之所以写得空洞，就是因为没有起码的方法上追问一下。

从传统的辩证法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其深刻的属性在它的特殊矛盾之中，而不是在其与其他事物的一致性之中。从前卫的解构主义来说，笼统地把任何一种事物和类似的事物混同，都是一种危险的形而上学。应该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它和其类似的事物之间的差异上。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把艺术形象的美归结为它与表现对象和主观情感的统一性，是不可能深刻的。

艺术形象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不是生活的照抄，也不仅仅是情感的原样宣泄（或者所谓自然流露）。而是作家提炼出来的生活的特征和自我心灵的（情感的）特征在作家想象中的猝然遇合。当代许多西方文论家都把艺术的本质当成一种想象，一种假定。正是因为这样，它就和原生状态的生活和作家的原生情感不同了，不但在形态上，而且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想象性的变异。

通常我们之所以要说分析形象，就是因为形象中包含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并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而是潜藏在深层的。正因为这样，对于一般读者甚至一般学者来说，分析形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越是艺术水准高的作品，形象越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有机统一的。没有方法的训练，没有一定的艺术悟性，想凭自发的直观去阐释，往往是狗咬乌龟——无从下口。只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话语去搪塞读者。

矛盾是内在的，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很难直接用现成语言表达出来。一个评论家或者文学教师，如果不想一辈子说空话，就要有一种把矛盾从潜在状态揭示出来的能耐。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任务，但是，又并不是很容易的。

其实，要获得这种能耐，也并不神秘，它有一个出发点：坚定地寻求矛盾。

这种目的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获得，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

宏观的，当然不太容易，但是相对微观的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宏观的对象比较丰富，可以尽量拣那些有感想的地方讲，光是罗列现象就可以敷衍成文了。这种方法容易在表面上滑行，实际上没有深入深层矛盾，许多批评家写的艺术分析文章，好像不高明的大学生在考卷，满足于用简单枚举式的肤浅概括去蒙混教授。

要成为艺术分析的内行，应该坚定地从微观开始。

当然，这比较困难。就那么几句话，一般读者完全读得懂，没有什么可讲的，真功夫是，在别人觉得没有可讲性的地方，你却发现可以大讲特讲的、切实的东西。

就李白这首诗而言，分析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第一句，彩云间，说的是，高，第二句，一日还，说的是，快。

事实上，有没有那么快呢？可能是没有。不一定非得做实地调查不可，光凭推理也就可知一二。古人形容马跑得快“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最好的马，不过是日行千里。小木船，能赶得上千里马吗？没有那么快，偏偏要说那么快。这不是“不真实”吗？

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美就是真，艺术就是生活的真实的反映，不真实，不就是不美了吗？不。艺术不是导游说明书。这里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情。

客观的真实，固然有价值，这是一种认识的价值，它追求的是符合客观，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