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刘联盟的分分合合，对汉末三国时代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盟，并力拒曹，取得赤壁大胜，初步奠定了曹、刘、孙三足鼎立之格局。至建安二十四年（219）末，孙权背盟，袭杀关羽，引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此役，刘备虽然大败，但孙权亦是惨胜。无奈之下，双方只能重修旧好。

别有忧愁暗恨生：孙权背盟

胡宝国先生曾说：“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孙权背盟，看似临时起意，被曹操“许割江南”所诱，可实际上，就荆州的归属问题，孙刘之间早有嫌隙。原因倒也简单，无论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抑或是东吴张纮的“江都对”、鲁肃的“榻上策”，都将荆州视为各自发展的战略重地。

早在孙策时代，江东“二张”之一的张纮便提出了“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的战略构想。孙权掌权后，鲁肃认为宜先“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方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这样一来，江东进可北上中原，以图王霸之业，退亦能坐守长江以南，与北方二分天下。但想要“全据长江”，只有长江下游的扬州还不够，孙权还须得将中下游的荆州与上游的益州都掌握在手中。因此，江东上下不仅对荆州志在必得，也一直对益州虎视眈眈。君不见，前有甘宁主张“渐规巴蜀”，后有吕蒙欲“循江上下”。赤壁之战后，周瑜更将“西进计划”提上日程，甚至倒在了征讨益州的路上。于江东政权而言，若只有扬州一地，其安全性就得不到保障，除非拿下荆州，实现自保，才不至于被人扼住咽喉；若能再进一步，拿下益州，江东还将会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是以，刘备据有益州，孙权尚能接受，至少蜀汉还能替他分担一部分来自北方的压力；可无论如何，江东方面都不能坐视荆州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在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构想中，荆州也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重地。一旦天下有变，便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而刘备也“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并进，“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可以预见，双方就荆州的归属问题，必然会发生摩擦。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克定益州，孙权索要荆州未果，大怒，“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闻讯，亦遣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陈兵益阳。至此，孙刘联盟算是正式撕破了脸皮。

尽管孙权和刘备都不愿将荆州拱手让出，但不得不承认，仅凭一己之力，他们根本无法与实力强大的曹操相抗衡。同年，曹操定汉中，张鲁携汉中、巴西民众归附，与之毗邻的益州震动。刘备无奈，只好与孙权和谈，敲定了著名的“湘水之盟”。孙刘两家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东属”，为江东所辖；“南郡、零陵、武陵西属”，仍在刘备治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此前已被吕蒙袭夺，可见这次和谈，孙权只是用零陵郡换回了江夏郡。诚然，江夏郡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但这满足不了孙权的胃口。

荆州战略的失策，令江东的对外方向不得不暂时做出一些调整，转而“进图淮南”。欲据淮南，必争合肥。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直八》所云：“（庐江）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虽然在建安十七年（212），曹操便迁徙了淮南的大批民众，但合肥作为江淮地区的咽喉重镇，仍是孙权暂时舍弃荆州后的首选之地。湘水之盟后，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北上，进攻合肥；不料，他却在逍遥津一役中大败，还成全了张辽“能止小儿夜啼”的威名。战后，曹操乃增辽兵，令夏侯惇督之，进一步增强了合肥防务。孙权对合肥的试探，也暂时告一段落。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击败曹操，在定军山一役中临阵斩杀了敌军主帅夏侯渊；紧接着，关羽出兵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昔日盟友突然强势崛起，让孙权有些不知所措。刘备称王，单方面撇开孙权这个盟友；而向来倨傲的关羽，在推动蜀汉最后辉煌的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孙权。加之曹操利诱，本就对荆州念念不忘的孙权，终究做出了背盟之举。

凄凉别后两应同：互相试探称孙权“背盟”，或许有些绝对。刘备称汉中王，并未得到盟友孙权的承认。这是因为，刘备若为汉中王，便自然凌驾于徐州牧、车骑将军孙权之上，双方的名分、地位便不再平等，以致孙权凭空比刘备矮了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