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

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

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

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

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

况减兵革困，重兹固疲民。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

顾省忝邦守，又惭复因循。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唐〕袁高《茶山诗》

《全唐诗》中有一位诗人，名下只收录了一首诗。

但是这一首诗，偏偏还就是茶诗。

这位诗人，名叫袁高。

这首茶诗，题曰《茶山诗》。

袁高，字公颐。他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比茶圣陆羽还要年长几岁。袁高于唐肃宗时中进士，后任御史中丞、京畿观察使等职。他为官直言敢谏，不避权贵，屡次上书针砭时弊。袁高并不算一位高产的诗人，而更应视为一位兢兢业业的官员。纵观其一生，只有一首诗歌传世，内容也与他的工作有关。

袁高的工作，与茶有什么关联？您就是翻遍了两《唐书》关于袁高的文字，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可要是与茶无关，袁高又为何去茶山？袁高诗中所写，又是哪一座茶山呢？看起来，要读诗之前，题目总要拆解清楚才行。

宋代赵明诚曾在其《金石录》里，根据《茶山诗》及李吉甫《碑阴记》，补正了两《唐书》关于袁高于代宗、德宗朝历官的记载：

右唐袁高《茶山诗》并于頔撰《诗述》、李吉甫撰《碑阴记》，共两卷。湖州岁贡茶，高为刺史，作此诗以讽。高，恕己孙也。贞元中，德宗将起卢杞为饶州刺史，高任给事中，争甚力，于是止用杞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于天资，信任卢杞，几亡天下。奉天之围，赖陆贽之谋以济。杞之贬黜，迫于公议，然终身眷眷不能忘，于贽则一斥不复，其奔走播迁而不忘者，岂非幸欤！非高等力排其奸，则复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称：高，代宗时，累迁给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观察使；坐累贬韶州长史，复拜给事中。吉甫为《碑阴记》，述所历官甚详。云大历中，从其父赞皇公辟，为丹阳令，再表为监察御史、浙江团练判官。德宗嗣位，累迁尚书金部员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为杞所忌，贬韶州长史，寻刺湖州。收复之岁，征拜给事中以卒。然则高，代宗朝未尝为给事中，德宗朝未尝拜京畿观察使，其贬韶州时，实为中丞；而其为中丞与湖州刺史，《传》皆不载。今并著之，以证《唐史》之误。

袁高，曾经为李栖筠的下属。李吉甫，是李栖筠之子，因此他所补的内容可信度应该很高。由此可知，两《唐书》关于袁高的记载，最主要就是漏掉了他担任湖州刺史的经历。

袁高“寻刺湖州”，主要是因为得罪了权臣卢杞，可算是贬官了。而后“征拜给事中”，则是因为唐朝刚刚平定了朱泚之乱。唐德宗认识到袁高的重要性，因此再度重用袁高。这些内容，都在这首茶诗里有所体现。随后的正文中，我们再慢慢拆解。这里着重说明一下，湖州在茶史中的重要性。

在唐代茶史中，湖州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湖州常年贡茶，起始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据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