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去世的义夫（孙思义）先生，是山西“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群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骁将，运城市重要作家代表之一。1950年代中后期，他以《两个李老头》《羊胡爷爷》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1960年代前期，又发表短篇小说《老贫农的来信》等作品，集结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日当头》，并以优异的创作成绩，先后参加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读书班”，和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时期以来，又以《小说选刊》选载、荣获山西文学奖、入选《1984年短篇小说选》的短篇小说《花花牛》重新亮相，佳作不断，《老古学歪记》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奖，并集结出版了《义夫短篇小说集》，享誉文坛。

我们特刊发王西兰、李云峰两位作家的文章，以示追念之情。

义夫老师去世了。作为与义夫老师结识几十年，并得到过他关照教诲的后辈学生，我心里的悲痛，是难以言说的。

义夫老师享年88岁，我认识他已经51年。要说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作品，还不止51年。我上初中时，学校就我一个订了一份《火花》杂志。有一天，在新来的《火花》上，我读到了一个短篇小说《红日当头》，作者叫义夫。这是我读到义夫老师的第一篇作品，义夫这个名字我也牢牢地记在心里了，只是感觉这个名字怪怪的。读着小说《红日当头》，那让人倍感亲切的乡土语言，那引人入胜却也仿佛熟悉的人物故事，都让从小喜欢文学的我如醉如痴。同学们都出去活动了，我还在教室里反复阅读，那天的晚饭好像也没有去吃。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五，我们那时候每周五都是作文课。作文的命题已经忘了，只记得我学着《红日当头》的语言风格写了一个故事，写的什么内容也忘了。那一段日子我们语文课老师请假了，由一位管后勤的杨老师临时代理。杨老师平时主要带领我们参加劳动，栽树呀，除草呀，打扫操场呀……要是清理厕所，学生要轮流抬尿桶，他在一边认真监督。谁抬过了，他会给一个纸条，上面写“尿一桶，杨XX”。学生们捣蛋，背后就叫他“尿一桶”，很有些鄙薄的意思：他一个管“尿一桶”的会教语文吗？没有想到，下一个周五作文簿发下来，我的作文批了一个大大的“优”，红得耀眼，而且末尾还有批语：“这篇作文写得生动活泼，语言有乡土气息，人物也形象鲜明，是一篇好小说。”

啊，我可亲的可爱的可敬的“尿一桶”杨老师！您真是有一双慧眼呀！您竟然确定我写的是小说！

——我当然写的是小说，我是学着《红日当头》写的呀！

可以说，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结识义夫老师。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

1972年10月，山西省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运城地区有八位代表参加，李逸民、义夫两位是领头的，还有草章、旭林、恩忠、超万等几位老师，幸运的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也忝列其中。我自然就正式认识了义夫老师，知道了他的真实名字叫孙思义。

这以后运城地区的创作会，几乎每次都会通知我参加，我和孙思义老师也就越来越熟了。除了会议上学习讨论，私底下也和他说说《羊胡爷爷》《一个老贫农的来信》等等具体作品，甚至还要聊一些家常话。什么“荣河谢村”呀，什么“七十二争立碑为证”呀，都是他给我说的。熟悉到这程度，我就可以问问压在心底的疑惑了：您的笔名怎么起了那么两个怪怪的字呢？义字和夫字连在一起算是什么意思呢？听了他的回答才知道谜底很简单：原来孙老师当年上的大学是北京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每天说的人名都是“瓦西里耶夫”“乌里扬诺夫”，他也给自己名字加了个夫，就叫“孙思义夫”。这简直太意外了！孙老师竟然上的是北京外语学院！平日里他一身黑棉袄，系一根布裤带，穿一双家做的粗布鞋，说一口土里土气的荣河话，原来是见过大世面的啊！

一两年后，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也忘了哪位编辑老师有约，让我给《运城地区报》写了一个小短篇《黄河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