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本名苏轼，“东坡居士”是他被贬黄州时，因在城东一块坡地上拓荒谋生而自取的雅号，但后来却成为他更为流行的名字。这或者正是后人对他在困境中积极谋生的顽强精神的赞许。

苏东坡是人们所喜爱的作家，作品至今传颂不绝。一个逝去将近千年的诗人，还能够活在读者的心中，的确不易。这当然与他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他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是宋代书法“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要研究、鉴赏宋代文学艺术，无论如何绕不开苏东坡。

但一般民众并不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且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名家辈出，何以喜爱苏东坡的读者特别多？这恐怕要越出文学艺术的范围，从社会心理学上去寻找原因。

苏东坡出生于四川眉州一个普通家庭，没有太显赫的社会背景。但是他天资颖慧，文才出众，科举顺利，很早就进入仕途。以他的资质和条件而论，本来应该在官场上大有作为，但不幸却陷入了新旧党争，而且才高遭忌，于是一生挨整，命运坎坷。

苏东坡进入仕途不久，正值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非常激烈。苏东坡无意介入党争，不想靠选边站队来升官发财，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见解，对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批评，这样，就被划入了旧党，在新党掌权时屡遭打压和流放。但他心中只有是非观念，并无党派分野，对于旧党领袖司马光、道学家程颐亦有所批评，因而也不为旧党待见。正如他的侍妾王朝云所说，苏学士是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这虽然是调侃之辞，倒也是一语中的，而且为苏轼本人所认同。

所谓“不合时宜”者，就是不肯随从流俗之见的特立独行。对于文人来说，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品格，但将它放在封建时代的官员身上，却是个很大的障碍。而苏轼却还要把这些不同流俗的意见发表出来，就更会引起别人的忌恨。他的朋友劝他要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但吐之则逆人，这或者正是耿直的文人常要到处碰壁的原因。

所以苏东坡一生命途多舛，历尽坎坷。而这种坎坷的经历，却使他获取难得的人生感悟，写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诗文。正如其弟苏辙所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东坡第一次受到重大打击，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是宋代弹劾官员的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很大，当时为新党所把控。他们挑出苏轼诗歌中的一些句子，上纲上线，造成“诗案”，要定他谋反之罪，欲置他于死地。

事情是从“谢恩表”开始的。当时苏轼出知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其中有两句谦虚的话，说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却被说成是“指斥乘舆”“愚弄朝廷”，由此出发，再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罗织了“谤讪君上”“无君臣之义”的大罪名，要加以重办，而且虚张声势，派人来逮捕苏轼。苏轼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开始有些恐慌，而且怕连累亲朋好友，在押解的船上曾经想跳水自尽，一了百了，但被吏卒拉住，没有死成。后来也就镇定下来，勇敢面对。到了乌台狱中，就与办案的御史斗智斗勇，为自己辩护。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办案者曾抓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问他“有无讥讽”？苏轼很巧妙地回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他搬出了新党领袖王安石写龙的诗句来做挡箭牌，审问的官吏也只好“为之一笑”而了之。而且，据说皇帝看了此诗也不以为意，这事就算过去了。

御史台审了多时，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朝中也还有些敢于说话的官员为之鸣不平，而且皇太后也颇爱惜苏轼的文才，多方加以保护，被囚禁审查了四个多月之后，苏轼被释放出狱。但新党掌权者仍不肯轻易放过他。于是将他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是管理兵役事务的小官，级别最低，而又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等于是挂个空名，接受地方长官的监督。这个小官的俸禄很低，不足以养家，诗人一向不善理财，本没有多少积蓄，生活日以困匮。他一方面节约开支，将月俸分为三十串挂在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下一串来作为日用；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开拓财源，增加收入。后經朋友帮忙，申请到城东废旧营地数十亩，垦辟种植，补充食用。他有诗《东坡八首》以记其事，第一首云：“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有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诗句里，真实地写出了他开垦的辛劳，以及对庄稼丰收的企盼。

但苏轼并没有被屈辱困顿的生活所压倒，而是以极大的毅力去忍受。正如他在《留侯论》里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