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九十岁的王水照老先生说：“现在苏轼研究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但是有分量的文章已经很少了。这或许也是历史的规律吧。如何寻找突破口，我也颇感困惑。”然而，如果文学研究尚有可能，《苏东坡和他的世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作者贯穿一生的追求：“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转化成为大众的阅读，把大众化与学术精品化适当地结合。”这样的转化与结合，来自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实的文学基础，来自北大课堂的传统。《苏东坡和他的世界》和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一样，定位普及型著作，却能与学术殿堂里的精品经典排列在一起，抵达“信、达、雅”，抵达中国人的心事。

本书最别致的见解，是从文学的苏东坡出发—不文学错位，亦不文学缺位—抵达文化的苏东坡。这其实也是王水照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一贯主张：从“文化—文学”的研究思路出发，提倡文学研究应该突破文学史书写模式笼罩底下以时间为序、以作家为纲的教科书模式。在王水照看来，新时期以来对苏东坡的争论，正是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到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东坡，再到作为一个文化全才的苏东坡，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政治家在秩序与欲望、寂寞与坚执的倾轧中图存；不论走到哪里，一旦进入文学，气象才不会逼仄，因为他的世界里始终站着一个完整的人。自然化的人进入当下、此时、瞬息，或为烈士的勉励生命，或为高士的纵浪大化，皆归于生生之道的证悟，与中国文化的生命态度紧紧相关。这是中国文化最美好的表达：以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政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每遇困境，反现锋芒，困不住的奇气别才磅礴而出，安顿了我们对人世间的信心。

金人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要讲苏东坡，毕竟还是要从文学说起。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苏东坡的创作提出“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看法，人的生命周期与文学周期同步，较为常见也较好理解。然而关于苏轼文学分期的主题，王水照先生的观念迥异流俗：不按自然年序来编织生命，不试图完成一个首尾一贯的人生图样，而是分为：任职期、贬居期、任职期、贬居期。任职期包括在朝，也包括外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两个贬居期则以佛道思想为主导。

这样的分期法自然是有极大的风险的：毕竟，两次在朝任职时期是苏东坡创作的歉收期；熙宁、元丰和元祐、绍圣的两次外任时期，却都是创作的蓬勃发展期。然而，当我们读到书中的一个例子，自然心悦诚服。那是黄州贬官时期刚刚结束，苏东坡乘船到当涂，在朋友郭祥正家里，写了离开黄州以后的第一首七古长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略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