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街四号，是父亲的第一个家，他生于斯，长于斯。

武安街，位于江苏兴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兴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之所以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父亲是兴化人，于是，我也跟着是。在我小时候，要填各种表格，必有“籍贯”一栏，“江苏兴化”不知填了多少次，而当年并无“出生地”一说。当年，中国也没有颁发身份证，我们的唯一身份证明是户口簿，上面也同样只有“籍贯”而无“出生地”。依此，我是“兴化人”无疑。为什么说是符号而不是家乡呢？因为兴化对于出生在上海的我来说，只是一个地名，并无感性认识。父亲也不跟我们说任何关于兴化的事。

即便如此，那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总有一些来自兴化的人和物，让我感知它。

先说人。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和四位叔叔先后离乡。父亲李安祥，是老大。他们有七兄弟，二叔安石、三叔安乐在上海，四叔安舒在无锡，五叔安全在贵阳。父亲说起他的弟弟来，称呼很有意思，因二叔住在耀华路，叫他“浦东”，叫三叔“老三”，叫四叔“无锡”，叫五叔“贵阳”。用地名来叫人，实在有趣。六叔安荣和小叔安理在兴化。当年，五叔所在的贵阳，是远在天边了。无锡、兴化虽然不远，走动也很少。这样算起来，我在兴化的亲人，有祖父、祖母和六叔、小叔。祖母在我有记忆前，是来过上海的，但她不幸中风卧床，我后来没在上海见过她。祖父大约一两年来一次上海看看儿孙，他话不多，谈吐平和。弟弟长得浓眉大眼，深得祖父喜爱。祖父专门带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样的待遇，在祖父的儿孙中，是唯一的。这照片是我们大家庭拍得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一张。它一直放在家里的显眼位置，我看了，不无忌妒。我和祖父的合影，要晚很多年，直到我读大学。年过八十的祖父突然驾到，我们在复旦的毛泽东像前留影。小叔在我小时候，还是单身，来得最多。他长得斯文白净，与上海人概念中的苏北人不同，很是获得上海亲戚、邻居们的好感。他比父亲小二十多岁，看到大哥颇有敬畏之意，对我们完全没有长辈的架子，我和弟弟很喜欢他。六叔，先按下不表。

再说物。首先要说的，是棉鞋。那，可是祖母亲手做的。当年，最小的堂妹尚未出生，祖母有十个孙子三个孙女，她每年给每一个孙辈做一双棉鞋。我并没有在祖母身边生活过，没见过她做鞋的样子。但也能想象出，半身不遂的老人家一针一线纳鞋底，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十三双，真是不小的量。有的孩子，祖母从来没有见过，并没有听他们叫过一声“奶奶”，但每一个孙辈，都享受着祖母的温暖。当然，儿时的我们，是不懂得珍惜的。我穿着祖母做的棉鞋瞎玩，鞋头常裂开口子露出棉絮，补了再穿。步入中年后，我常年穿“内联升”布鞋。踩着手工纳的千层底，感觉温暖而踏实。其次，是六叔的车。六叔是七兄弟中唯一的军人。他是坦克兵。他开的坦克，是苏制，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开坦克，多么帅气啊！我们没有机会坐六叔开的坦克，但却坐过他开的卡车。六叔退伍后，当了司机。开大车，也开小车。当年，司机是很吃香的，在兴化小城更是。六叔开着卡车来上海，便是我和弟弟的节日。他带我们兜风。我们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俯看街上的行人和骑车人，别提多爽了。第三个要说的，是螃蟹。我们小时候，是物资匮乏时代，肉、蛋、鱼，都凭票。但河蟹还是可以随便买的。每到秋天，农民将蟹用稻草绳扎成一串串叫卖，但不知为何，个子都不大。一次，六叔开车来，带了一袋蟹，只只足有半斤，那是我儿时见过、吃过最大的蟹。

因为这些人和物，兴化这个“符号”便有了温度。我们也生出去兴化看一看的念头来，但不知为何，父亲总是不带我们去。二十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父亲突然命二叔领我和弟弟去兴化，我们相当兴奋。父亲先把我们送到浦东，交给二叔。在二叔家玩了几天，随他前往兴化。我们先是坐绿皮车到了无锡，住在四叔家。这是我唯一一次到四叔家。不料，二叔在无锡心脏病发作，取消了计划，带我们打道回府。我和弟弟失望极了。

大概父亲也觉得，总是应该带妻儿回一次故乡的。1973年春节，终于成行。促成这次兴化行还有一个原因，六叔来上海出差，我们可以搭他的车。一下子省下四个人的单程车资，在当年是相当令人心动的。那年，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回兴化，第一次回武安街，也是唯一一次住在武安街四号，父亲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