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门是岳州郊野的一个地名。这里根本就没有一张特别的门，但对于我来说，三十年里，始终有一道隐形的门，在控制和激励着我的人生。我大半辈子的经历，细想起来就是与时间和命运不断搏斗，然后通过一道道无形的关卡，慢慢接近和抵达自己的理想。

三十年前，我还只有十九岁，从两百里外的大山深处丢下教鞭，跑到岳州城里来寻找内心向往的东西——依靠文字养活自己的肉身也养就自己的精神。说得通俗点，就是想到城里找一份与文字相关的体面工作，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我，已教了一年的小学，在省市报发表了几十篇副刊作品。从厚厚一本的样报剪辑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辽阔的未来。我觉得逼仄的大山已容不下我日益膨胀的野心，而岳州城里的报社，才是我安放灵魂的最佳处所。我信心百倍地来了，哪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的朋友就是报社领导，看都不看我的作品，只反复强调复旦新闻系的应届生他都没有接收。从他鄙夷与不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单薄和寒酸。我只得退而求其次，央亲戚帮我找一家单位做文秘。费尽周折之后，城郊八字门的一家工厂接纳了我。从此，我的人生就与八字门有了不解之缘。三十年里，我换了多家单位，辗转几个城市，但最终还是落脚在八字门。我感觉八字门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隐喻，我的一生似乎都逃脱不了“八字”的控制。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到八字门报到时的场景。那时节，岳州城刚刚被中央列为沿江开放城市，城郊新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我那在市计委工作的亲戚，同时兼任开发区某部门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开发区今后会不得了，而我要去的那家工厂，则是这里首家冒烟的企业、首家年产值过亿的实体。总之，这里遍地黄金，通江达海，前程似锦，远比到报社做聘用记者写几条狗屁消息强。我将信将疑，先坐公交，再转短途，又换三轮，迎着深秋微寒的晚风，充满向往地来了。三轮车夫将我丢到暮色中的一处荒野，说八字门到了。我问工厂呢？他说鬼才知道。我抬头张望，只见推平的土地上长满一人高的茅草，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一阵秋风吹来，瞬间就将我淹埋。我突然难过极了，感到自己有如一粒尘芥，刚刚好不容易从深山中飘出，一不小心又被人扔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卑微的我们，连被人发现的可能性都极小，哪里还敢去奢望自己的理想？正在我急得想哭时，亲戚打电话喊厂方来接我的帆布吉普找到了我。我这才知道，我的目的地还在几里之外的蓬蒿深处；而我的理想，可能已距我万里之遥。

收留我的工厂是一家挂靠在政府的集体企业，实际控制者是一个私人老板。他以过人的眼光和灵通的信息，早在十几年前，就以极低的价格在八字门的荒山野岭上征得几百亩地。如今，他旗下已拥有多家实体，据说成了全市的首富，单是在八字门这片土地上，就建有一家年产万吨的饲料厂和一家专供出口的保健品厂。我来时，饲料厂正与一家国有大厂、一家金融机构，三方发起组建注册资金380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3800万元，现在看来是个小数目，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大得吓人，一个穷点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这么多。怪不得我亲戚认为这里堆满了金山银山，执意要把我安排进来。然而，在我的眼里，却只看到了一片枯黄与荒芜。

那时的开发区，白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晚上就变得黑灯瞎火，死寂冷清。在我们厂区周边几里的地方，除了没来得及推平的山包上残存几栋人去楼空的建筑，根本就看不到人间烟火。听老员工讲，离我们最近的单位，是好几里外的火葬场，在巴陵东路没有修通之前，进出都得经过这个让人胆颤心惊的地方。现在巴陵东路是拉通了，但进出厂区的道路，只是拖货汽车从茅草丛中碾压出来的一条临时土路，坑坑洼洼，高高低低，歪歪扭扭。平时要想进趟岳州城，如果没有便车，得先沿土路行走一里多到巴陵东路，站在路边等上半天，运气好时能挤上临近县区进城的长途班车，运气不好时，就只能吃一肚子灰尘又黯然打道回府。进城后如果下午五点前没有搭到车，那就只能步行十几里摸黑返回。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区的陌生之地，我年轻的心一下变得苍老。刚来的那段日子，下班后我常常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厂区周边的旷野里行走，走着走着就陷入到焦枯的茅草深处，分不清方向，也看不到出路，而天色又渐渐昏黑下来，我突然感到无比孤单和忧伤。我不想在这里荒废自己的青春，暗暗开始谋划如何逃离。

谁知我在这一干就是四年。之所以待了这么久，并不是我爱上了这个地方，而是我没有能力脱离它——我被工作和现实绑架，动弹不得。进厂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老板的随身秘书，提包、买单、挨骂、写材料，从早忙到晚，连撒尿都要跑步前进，哪里还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前程与理想？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似乎把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灵魂都卖给了他，除了炮制出大量天花乱坠的材料，就是跟着他天南海北地飞，声情并茂地吹，地动山摇地喝。他有一次骂我时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会写文章的人多得很，你离开了我，就狗屁都不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刚给他做秘书，他就给我开了四百五十元一月的工资，差不多是我教书时的三倍，甚至比我那副处级的亲戚都高。除了工资，还有大量的补贴和奖金。这年年底回家过年，只短短几个月我就给了父亲三千元钱，相当于他在信用站做会计两年的工资，他惊得不敢接。我知道，我和我患癌的父亲都需要这些钱来维持生存与生计，有时甚至还需要维护一下心底的体面和虚荣，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是在岳州城里，不可能还有谁会给我更高的待遇。在金钱与现实面前，我只能妥协，只能让精神和理想暂时退场。跟他做随身秘书的这一年半里，我没有写过一句属于自己的文字，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曾经把写作视为生命。只有从报刊上读到熟悉的文友的作品心里酸酸时，我才知道灵魂深处，还是需要某些与物质无关的东西来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