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发掘了百济国的武宁王陵园第二十九号墓。考古人员在墓葬的一件莲花纹砖上发现了“造此是建业人也”的铭文。为便于论述，后文将该砖名称简称为“建业”砖（图1）。“建业”是我们古都南京的旧称，消息一经公布，便在国际考古学界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建业”砖的考古记录编号为第116号砖，长31.7厘米，宽10.8—14厘米，厚3.6—4.1厘米，重3.163千克。砖体正面为莲花纹图像，砖侧刻画铭文。文字虽然仅为寥寥数语，但已明确交代了器物的制作者为来自南北朝时期梁的首都的工匠。除此以外，在附近的第六号墓中，同样出土了表明中国来源的两件铭文砖，文字分别为“梁官瓦为师矣”与“梁宣以为师矣”。前者可能表明百济对南朝梁墓砖规制的模仿，后者则被韩国学者解读为百济人聘请名为宣的梁朝人制作墓砖。

称臣交好与营造式样

这块墓砖背后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回归历史情境。武宁王（公元501至523年在位）是百济的第二十五代王，与他相对的，在我国的南朝正是梁武帝萧衍（公元502至549年在位）在梁国大展宏图的时候。两人虽天各一方，但都是谥号为“武”的中兴雄主，也许两人的沟通称得上是英雄相惜。

武宁王遣使赴梁朝朝贺后如愿以偿，得到了梁武帝的册封：“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在萧衍的第七子萧绎所绘的《职贡图》中，百济使者的形象便被绘制了出来（图2）。在武宁王王陵出土的《百济武宁王志石》中，武宁王就以“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自称，表明他对南朝宗主国与统治秩序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既是法理的强制要求，也是基于忠诚的切肤之感。因此，目睹侯景之乱的百济人才会为梁朝的国运颓败而痛哭不止，史载百济使者“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

百济与梁虽山海相隔，但却尊崇华风、倾慕中土，并专门向梁朝请求学习宗教、儒学与艺术知识。《梁书》记载了这样一条十分关键的信息：“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