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叙事，一般指受“文学叙事”影响逐渐被学界关注的问题。它更多倾向“音乐他律论[1]”，强调依托故事写音乐。这一词的涵盖范围较广，其内涵和外延都较为笼统和泛化，学者们对它的理解呈现出多元的特点。而笔者主要受于润洋先生“音乐是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语言”的影响，将视线聚焦到微观层面，更多强调声音材料自身音调、色调、形态等结构力层面的音乐叙事。因此，本文姑且称之为“音乐形式叙事[2]”。

为了探索音乐与戏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寻找在理性层面音乐叙事与悲剧内涵之间的联系，笔者选取柏辽兹、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展开分析，从悲剧理论学说的视角入手，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音乐形式叙事的“悲剧性”描摹与莎士比亚悲剧文本之间的关联。随后，以悲剧理论中的“净化说”展开思考，进一步提出在作曲家们的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形式叙事如何实现“卡塔西斯”的审美效应。最后，联系听众的音乐感性聆听，结合音乐主题叙事、音乐结构叙事以及音乐意象叙事三方面，谈谈这三者究竟带给听者怎样的感性聆听体验。

一、悲剧理论视阈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由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爱情悲剧。结合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知其创作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黑格尔的古典悲剧学说奠定了实践经验。下面将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座悲剧理论学说的高峰入手，探究三部作品是如何呈现强烈的悲剧性效果和艺术价值的。

1.“冲突说”之“悲结局”的戏剧基础

黑格尔悲剧学说以辩证的“冲突说”为基础，他认为真正的悲剧应该是伦理的悲剧，是两善两恶冲突的结果。悲剧冲突是推动戏剧的核心力量，其本质在于展现两种对立力量的冲突与和解。他把冲突看作是最高的境界，只有通过矛盾冲突，悲剧才能展现其严肃性。黑格尔将悲剧冲突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由单纯的物理或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理想的戏剧冲突，而是作为冲突的基础。第二种是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这种冲突囊括的范围较大，包括自然条件形成的家庭出身、血缘关系、阶级地位等。可以说第二种冲突是形成更进一步冲突的枢纽。第三种是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触及本质的冲突，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矛盾冲突。他将第三种冲突细分成三类，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第三类密切相关，他们的爱情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隐藏在爱情背后的家族世仇，却决定了他们关系的对立和矛盾，爱情双方必然会陷入冲突，同时故事必然也会因这不可调和的矛盾走向悲剧性的至高点。

联系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冲突”是他们着重进行音乐叙事的部分。他们都选择遵循莎士比亚原著，为“世仇”创作独立的音乐主题，且该主题动机在之后的音乐叙事中再次出现，用来描绘同样具有强烈冲突性的场面。例如，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中，作曲家在第一幕第一场时便创作了无穷动式的“冲突主题”来描写宿仇场景。紧接着在第二幕时，该主题再次出现，音乐速度保持急板不变，但此时描绘的却是罗密欧与提伯尔特的决斗。从听觉层面上说，这里的“无穷动旋律”被增添了压抑、无法喘息的音乐效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配器有关，作曲家不仅在弦乐组的基础上加入了木管、铜管和打击乐器组，而且在主题旋律的演奏上，还加入了木管乐器长笛一齐演奏八度旋律线条。在飞快行运的音乐中，高音区长笛的音色尖利、明亮，带有一丝阴森的气息，而弦乐组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把握着节奏重拍，如此一来在听觉上形成一种反向张力，使音乐的冲突性被推向了高点。但这种强烈情绪的外显表现始终未能冲破“枷锁”，音乐在看似无穷动式的旋律中被一再悬置。由此可见，作曲家对“冲突主题”展开了不同的音乐叙事，其中对于矛盾冲突的戏剧性描摹贯穿始终，为“悲结局”奠定戏剧基础。

除此之外，作曲家们对“冲突”的叙事不仅表现在对两家世仇关系的描摹上，同时还展现在“冲突主题”与“爱情主题”的二元对立中。如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作曲家采用倍复奏鸣回旋曲式，将这两个主题置于奏鸣曲式的主、副部，无疑是借奏鸣曲式自身“主—副”对立的矛盾冲突来刻画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情与家族世仇之间的矛盾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副部主题出现调性变化，作曲家以德意志增六为中介和弦，完成了副部主题由D大调到bD大调的远关系半音转调，调性色彩的变化呈现出悲剧文本的戏剧张力。因此，可以说“冲突”是构成整个悲剧的基础，若冲突设置得不够强烈，那么最后死亡的结局也不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烙印。作曲家们循着莎士比亚的步履通过音乐叙事的手法，将这种对立矛盾的感官进一步放大，爱情与世仇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现出极与极之间强大的戏剧张力，同时悲剧性也在这种强烈反差中被推向了高点。

2.“情节说”之“悲内涵”的不同诠释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指出，悲剧之所以能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轉和发现，但两者需要在情节结构中产生，成为先前事件的必然结果。结合悲剧六要素，可知行动是悲剧的灵魂，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仿人的性格、品性，而在于组织情节，即由行动构成事件，事件进而组成情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正是运用了突转的技巧，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在原著中一共出现三次戏剧性的突转：突转一是罗密欧不忍愤怒，失手杀死了朱丽叶的堂兄提伯尔特。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家族的仇恨，更为二人感情增添了阻碍。突转二是痛苦的朱丽叶抵不住家族的压力被迫结婚，神父献“假死”妙计，为他们的爱情迎来了转机。突转三在全剧中张力最大，也是作品悲剧性的高点。由于神父的信件未能及时送达罗密欧之手，导致罗密欧闻讯信以为真，在悲痛欲绝之际服毒自尽，而朱丽叶醒后看到死去的罗密欧，拔剑自刎。三次的突转使情节跌宕起伏，悲剧性张力跃然纸上。

三位作曲家根据莎士比亚故事原著情节中的三次转折展开了不同的音乐叙事处理，因此三部作品所展现的“悲内涵”呈现出“悲戚”“悲壮”和“悲欣”三种各不相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