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作品中没有英雄”，这是葛水平长篇小说《和平》（《当代》2023年第4期）创作谈的题目。

的确如此，在葛水平的所有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是没有英雄的，也没有帝王将相和大人物，有的都是世俗人间的芸芸众生、平等万物。在这部叙写茫茫十几年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里，依然没有英雄，有的还是在这茫茫十几年烽火硝烟里平民百姓的流离颠沛、坚忍生活与奋力抗争，还有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与战争的日本青年们的不堪青春、思乡岁月与无尽的遗憾、悔恨，以及反思。

我们读完这部深厚、沉重的长篇小说后，一定会发现，“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小说的开篇第一句，就是：“战争结束后，飞翔使鸟成为真正的鸟。”（同上，第5页）这当然是一句极具诗意的句子。但是，这不是一部谈论诗意话题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战争、灾难、流浪、苟活、生存、韧忍、坚强、挣扎与悔恨、痛苦和反省的小说。这里的“鸟”，不是指一只鸟，而是指无数只无辜的鸟，指的是所有不幸生存在战争硝烟烽火之中的鸟，它们就是不幸而又无奈的鸟群。鸟的本能就应该是飞翔，而这些无辜而不幸的鸟，生存在一片战争的“焦土之国”，生活在时时不确定的炮弹轰炸与战火蔓延中，只能是惊叫、泣哭、逃窜、撤离。就像这部长篇小说里中国北方的王向阳一家、张子民一家，何宽一家、李正奎一家、桃花一家、翠红一家、红玉一家，以及“骡子”车秋平、“疯子”王中山、国民党潼关驻军营长李双旺、陕西兵郭正青、邮局邮差后成日本谍敌的程旭亮、苦力常林、广义老和尚、代人写信的老头“韩瓜葛”、老太太“七斤婆姨”，带兰子私奔的李咏恩、接生婆九奶和穿着寿衣坐在黄河岸边等待河水上涨刮走的老人们，还有找大锁子和蕙子当兵被人扔进黄河的人，还有那些在肉搏战、阵地战、“人机对抗”中牺牲了的无数战士们，还有和张子民的儿女张兰妮、张若蕙、张锡锁、张奉生一起参加了抗日队伍的李陶云、何方圆等等，还有日本北海道西南何港湾小樽的八木下弘一家、他的父亲八大隆典和母亲、他的妹妹八木野土香和妹夫川端康杰，以及士兵福田润、福田英夫、中尉上清一和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商人北原苍介、军医伊堂修一、军医候补生唐泽一雄、医生吉森信、流浪女人月影千辛草、汾阳城P屋的那些日本慰安妇们等等。

在那苦难而无情的战争岁月里，是絕不会有鸟鸣声的。正如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带着老婆和孩子从东北奉天颠沛流离到陕西潼关、宝鸡的邮政局局长张子民，坐在沙岭堡老城墙下野刺蓬、芦苇尖、鸡冠花等草丛中，看着“发灰的天空”和“好像脓包一样鼓在天际”的日头，想起昨夜被扔进黄河里的人，还有自己那些下落不明的孩子们，或许是他的心中渴望能够听到“鸟鸣声”，渴望听到那种“非常好听的声音”，那声音“一声长一声短，细长、清悦”。他突然想起了已故多少年的、把他这个孤儿从小养大的养父瞎子。可能是幻觉中，瞎子眨巴着眼睛，用耳朵认真听着，问他“听见了什么”。他“闭上眼睛良久后告诉瞎子，听见了鸟鸣。瞎子说，那不是鸟鸣，是天籁”。作家在此无比沉重而深情地写道：“沙岭堡每个死亡的人的灵魂都会发出天籁般的鸟鸣声。但是，活着的人寻不到他们，天籁一旦出现，一定是会有冤死的灵魂在徘徊，他们的灵魂无色。一年后冤死的灵魂才会消失，一年之内亡者用天籁般的鸟鸣声哭诉其在世的冤情。”（同上，第111页）在小说的第五十八章中，张子民和王青山再次听到了鸟鸣声，看到了“一些自由飞翔的鸟”。这个时候，他从儿子张奉生给他的来信中，已经知道的儿女们大都参加了陕北的抗日队伍，二女儿张若蕙已经牺牲。此时此刻，“张子民说：‘这是人类的错误，我们应该知道。’王青山问：‘你是说战争吗？’张子民说：‘对，战争。这些鸟不在乎要去哪里，它们只是要飞翔。战争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也会让它们在战火中振翅高飞。’王青山明白，战争凌乱了世俗日子里人的心情，鸟的飞翔却是这之外的事，但战争让鸟逃离了城市。”作家在此充满希望与爱地抒情写道：“太白山，擎天挺拔，它似在引领苍茫的山川。一群飞翔的鸟穿行在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树林，能感觉到，它们正飞速抵达山林中那溪水淙淙的明亮，仿佛是巨大的力，它们飞翔，掠过张子民和王青山的头顶时，它们不再惧怕人类。”（同上，第136页）

只有在战争结束后，在“被战争铁锤夯实过多少遍的土地之上，天籁般的鸟鸣”，才会“再一次响起”。或许这是那些在战争中沉重而屈辱的死去的灵魂的声音。或许这是那些被战争逼醒的渴望自由的勇敢而不屈的牺牲者灵魂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小说的尾声“唤醒”中，读到它们“嚯嚯，嚯嚯——”地鸣叫着，它们“从银灰色的高处穿飞下来，用矫健的翅膀，把雨的消息剪落在人们的目光里”。它们用自己的青春生命穿越在战争的乌云与闪电之间，呼唤和迎接着天空突然响起的“撕帛裂锦似的炸雷”之后的崭新胜利；它们“嚯嚯，嚯嚯——”地鸣叫着，在这崭新的胜利里，“在田野苍茫的秋天里，天籁声如惊雷般时起时落，世界被勾勒得美丽、热烈”。正如作家所言：“如果没有被灼热的枪林弹雨折磨过，就不会有森林的绿波打湿心窝的激动。”（同上，第140页）

这些惊恐的、惊吓的鸟，屈辱的、痛苦的死去的鸟，以及被唤醒的、渴望自由的、勇敢而不屈的鸟，共同构成了长篇小说《和平》的“鸟群”的文学意象。这个文学意象，不由让我想起了文学理论家王富仁关于战争、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的有关论述。他认为，战争、战争记忆是事实的层面，从属于现实和历史，“文学则是另一种东西。我经常想，战争文学与战争，战争文学与战争记忆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