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式”写作
“谁能想到，他们俩竟能走到一起。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像天方夜谭。是啊！要不是事实就摆在那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伊索尔，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名叫圣马耳的小镇。那里溪流丘陵，灌木丛生，尽管没有卢瓦尔河谷那些气势恢宏的城堡，也没有哪座教堂能像巴黎圣母院或科隆大教堂那样举世闻名，但是只要愿意，人们还是可以利用周末的闲暇时间，去亚眠体验一下热闹的城市生活，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往反方向走走，去领略一番勒阿弗尔的海港风光。”
“有一段时间了，在小镇最为热闹的酒吧里，人们热衷于谈论那桩叫名人们唇枪舌剑，还有夫妻为此闹到离婚的德雷福斯丑闻①。当然，当地人更关心的，其实还是阿尔萨斯和洛林②，毕竟自然国界没能实现也就罢了，如今还要在自家门口忍受普鲁士人的蛮横与欺辱，怎么能不叫人愤愤不平呢？可是，只要用心听上一听，你就会发现，人们谈论这道深埋在民族感情里的政治伤疤，其实是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某种责任，就像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它是那样家喻户晓，那般令人津津乐道，如今轮到你你却不讲，还缺乏应有的热情，这不是明摆着显得自己无知，还要丢尽面子吗？再恰当一些讲，正如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邻居家那只温顺、乖巧、人见人爱的灵缇犬③，你气愤、同情，和邻居一起捶胸顿足，该死的混蛋，真是万恶至极！我们得剥光那狗小子的裤子，踢烂他的屁股。可谁去踢，怎么踢，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读到上面的段落和①②③标示出来的注释数字，你是不是与我一样，觉得正读的是一部翻译过来的外文小说？事实上是，这压根不是雨果、司汤达等作家写的什么“世界名著”，而是山西作家李晋瑞长篇小说《中国丈夫》（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的开头段落。
近年来，新一辈年轻小说家的创作观念与上一辈作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观念的分野，表面上来源于创作观念的不同，实则是汲取知识营养的差异。上一辈作家主要的创作来源和理念，扎根于傳统本民族土壤，而年轻一代作家，则把更多的视线集中于所谓“作家的作家”身上，卡夫卡、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詹姆斯·伍德、伊格尔顿、乔伊斯、布罗茨基等人是他们奉为圭臬、学习借鉴的榜样。
向西方经典作家学习，是新一代作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与向国内传统作家学习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视野的扩大，当代小说家的艺术野心越来越大。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成为“名作家”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野心意味着对自己创作状态的不满足，也意味着要站在经典作家“巨人的肩膀”上不断超越。这样的“野心”很有必要。
向西方现代派作家学习，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学创作趋势。正如贾平凹所说：“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处理这些说话，一劲地平稳、笨着、憨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长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丰富自己，加强自己，来从事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着器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见贾平凹《暂坐·后记》，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在山西这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厚土上，产生了一系列扎根生活、接近现实的乡土现实主义作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但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稀有青年一代作家借鉴这种表达手法和创作经验，而是转身向欧美国家作家学习。杨遥、浦歌、汉家、闫文盛、李晋瑞等人身上，流淌着卡夫卡、昆德拉、博尔赫斯、佩索阿、纳博科夫等作家的血液。
正如卡夫卡的《中国长城修建时》主旨不在于历史考古、复原古长城的修建过程一样，山西作家杨遥的短篇小说《你到底去过巴黎没有》依然是寓言、象征式的对异域的书写表达，核心不在主人公是中国人还是任何其他国家公民，重点在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之“累”这个生存本质。然而到了李晋瑞这里，更进一层，不再满足于这种对历史现实的“写意化”表达，而是短兵相接，把写作的战场直接铺陈在对于很多人来说陌生的异国他乡，《中国丈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汉学家式”写作。他们通过一种陌生化、专业化的角度进入对于公众来说相对隔膜的异国历史场阈。当然，真正的“汉学家”是对精通汉语、汉文化的外国学者而言，准确地说，我这里应反其道而称呼才对。
同样是描写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冲突，李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主要描写发生在娘娘滩这块中国土地上的中国子民的事情，侧重点在于通过张马丁的“死去活来”表达人类的精神困境。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也同样表达宗教和战争，用的同样也是不“坐实”的寓言式写法。而到了李晋瑞这一代年轻作家手里，不仅要通过国画式的虚实结合描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神似”，还要尽量通过照相机般的“形似”方式进入逼真的异域生活，带领读者触摸那块从未涉足的斑斓大陆。
在借鉴外来经验或者说外国小说的中国化方面，现代作家李劼人和当代华语作家张翎堪称典型。翻译过法国福楼拜长篇小说《马丹波娃利》（又译《包法利夫人》）的李劼人，很好地借鉴了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创造出闻名遐迩的现代小说经典《死水微澜》。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等小说中汲取营养，写出《劳燕》这样一部颇具女性启蒙意识的长篇佳作。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很多描写本土故事的经典，往往出自外来“闯入者”之手。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在评论铁凝《伊琳娜的礼帽》时说过，在中国正统文学之外，不大被人关注的异国题材、少数民族题材和军旅题材小说，或许某一天会在相对固化的正统写作领域横空出世，开出夺目灿烂的花儿。
反认他乡作故乡
作为一个主要关注长篇小说创作的读者，对于李晋瑞的小说写作，我先后看过《爱上薇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中国丈夫》（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和 《别离》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三部。
读过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对西方经典小说和小说家的热爱、熟稔和推崇，当然他学习借鉴的对象，并非国内很多作家推崇的博尔赫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另有来路。在李晋瑞的这三部小说中，我们会看到纳博科夫、托尔斯泰、司汤达、福楼拜、埃克苏佩里、杜拉斯、塞林格、劳伦斯等作家对他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尤其是《爱上薇拉》，简直就是向纳博科夫的“致敬”之作，甚至连“薇拉”这个名字，也直接来自纳博科夫。（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中，开篇即标明小说作品“献给薇拉”。）不走寻常路，单爱“坏女孩”，李晋瑞选择了一条更为孤僻也更为艰难的写作道路。
孤傲不群的李晋瑞在文学创作方面是有野心的，事实上他也有这样非凡的能力，他的文字温润典雅，具有迷人的“贵族”（小资）气质和油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