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办女高之前，张桂梅来到华坪已有12年；在来到华坪之前，张桂梅在云南工作21年；而在来到云南之前，她在遥远的、冰天雪地的东北长大。

一个小女孩，如何成为改变几千个女孩命运的人？一个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凡人，是怎样走向了伟大？这是张桂梅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故事。

“我一定要站起来”

1957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屯子里，张桂梅出生了。那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满语叫做“赤玫火笼”，意为“野玫瑰盛开的地方”。

父亲原本要为小女儿取名“玫瑰”，上户口的同志不会写，“玫瑰”就这样成了“桂梅”。

父母都是农民，又养育了7个子女，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常要靠树皮磨成的“榆皮面”充饥。张桂梅自幼瘦弱，脖子细细的、脑袋大大的，活脱脱一个“小萝卜头”。她偏偏喜欢到处疯、到处野，被大家叫做“五猴子”。

张桂梅后来说，自由快乐的童年，是她的“人生能量源泉”之一。钻高粱地、捉毛毛虫、看野花山草……在大自然里尽情玩耍和探索，为“五猴子”绘就了乐观开朗、热爱生命的人生底色。

上了学，“五猴子”显露出读书和文艺天赋。她当班长，在语文课上领读，还在老师的支持下，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中学时期，学校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抽出各班的文艺尖子排练大型歌剧《江姐》。亭亭玉立、能歌善舞的张桂梅当上了女一号——女高创建后，她带着老师们唱《红梅赞》，正是源自这段经历。

从瘦弱女婴到活泼少女，张桂梅的成长路其实走得不易。“命硬”，亲人和乡亲们的这一评价背后，饱含祈愿和心酸。

6岁那年，张桂梅和姐姐同时得了腮腺炎。父母无力支撑2个女儿的手术，思来想去，把姐姐送进了医院。眼看张桂梅的脖子溃烂流脓了，家人在她的脖子上贴上铜钱，再用燒红的烙铁去烙钱眼里的疮口。烙铁吱吱作响，焦糊的臭味弥漫开来，张桂梅的腮腺炎好了，脖子上却留下一块永久的疤痕。

上中学时，张桂梅跟父亲去山里买柴，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被一股猛烈的气流掀倒。铺天盖地的土石砸下来，张桂梅头昏眼花，用尽全身力气才拱出土层。日军侵华期间，在这里埋下了众多炮弹。刚才，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爆炸了。

还有一次，张桂梅在山间采蒿草时受了惊吓，回到家就病了，陷入昏迷。二姐夫把奄奄一息的张桂梅抱进城，跑了好几个医院哀求，终于有一家部队医院同意收治。10多天后，张桂梅醒了，却发现双腿不听使唤，走不了路了。

医院没有更好的法子，张桂梅只好跟父亲回家。“我一定要站起来！”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张桂梅咬着牙下地走路，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有时候父母不在家，她只能趴在地上，等父母回来。就这样不断练习，终于有一天，张桂梅的腿有了知觉，能扶着墙走路了。

迎着苦难的风雪，殷红娇艳的玫瑰长成了凌霜傲雪的桂梅。

林场的“文化教员”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林业局，这个已于20世纪末被撤销的单位，曾经在最红火的“三线建设”年代，迎来五湖四海的年轻人。1975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张桂梅来到这里参加工作。

中甸县（现为香格里拉市）位于川、滇、藏三省份交界之地。与家乡一望无际的平原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群山聚涌，树木入云，无论身在何处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巍巍山峰。因为海拔高，气候也变化无常。

张桂梅被分配到红山林场一工段，平日就住在这深山老林里。原始森林阴暗潮湿，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职工们每十来个人共享一顶二三十平方米的帐篷，中间是取暖的炉子。夜里睡觉时，大家要轮流值班往炉子里添柴，否则就要被冻醒——老同事说，张桂梅的类风湿骨关节痛，十有八九是在林场落下的病根。

张桂梅是修路的计量员，还兼任炊事员。林场的主粮是耐保存又好加工的土豆，张桂梅用东北厨艺尽量粗粮细做、荤素搭配，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到云南的第一个春节，工友们都回家过年了，她在林场独自守着17顶帐篷度过。很快，为人和气、办事干练的张桂梅在林场小有名气，当上了团支部书记。

这天，工段出了重大伤亡事故：几个淳朴的青年工友被倒下的大树砸中了。其中一位19岁的彝族小伙跟张桂梅很熟悉，不久前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血的现实让张桂梅悲怆良久。“工人大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憨厚朴实，能吃苦，可90%的人是文盲，缺乏劳动经验和相关知识。”张桂梅提出办一个文化夜校，获得了批准。她成为林场的“文化教员”。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张桂梅已被调到林业局机关多年，成了同事朋友眼中的“事业型女人”——她担任行政办公室文书兼秘书，还兼行政管理员、行政团总支书记、机关妇女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