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建昭元年，汉元帝到虎圈斗兽，后宫嫔妃皆在一旁围观，不料意外陡生，原本圈养在围栏里的熊突然逃了出来，吓得旁观者四散奔逃——“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后世有人看了这段，重新句读，得了“熊逸”两字为笔名，开始了著书立说之路。

“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得了啦，熊逸出来了，大家快逃！想让自己显得威风点儿。”熊逸说。

结果却是威风有限，而神秘十足。早在2006年，熊逸写作《孟子他说》时就已闭门不出多年，他曾说自己“和人一说话紧张，当保持一个距离时就很放松”。于是，披着“熊逸”的马甲，30多岁的他讲春秋战国，讲百家争鸣，又讲禅宗，讲《周易》，语言活泛，思维洗练。当时他的一个编辑，拿他写的东西给周遭人看，饱受赞誉，以为是个深沉老练的中年人，后来见了面一看，“年轻、白净”。

始终背对读者，只用文字和读者神交的熊逸，在2017年，开了间“赛博书院”。以一袭长衫，一副眼镜，一头棕熊的形象示人，为50多万读者讲经说史，《资治通鉴》是其中的重头戏。今年10月，《资治通鉴熊逸版》出到了第三辑，历史的坐标轴来到秦汉交接之际。司马光如何为“秦二世而亡”归因，熊逸又如何破题秦汉风云。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记者于11月初采访了作家熊逸——当然，采访仍是笔谈。他聊起小时候读的《资治通鉴》，聊起疫情期间卧病在床的创作状态，又聊到历史的细枝末节，幽默地说，“我可不想为了成为任何一个历史大人物，穿越回先秦。那时候的伙食很糟糕，连一份最普通的小炒都吃不到。”

难怪作家万维钢说，熊逸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进行了祛魅，“这个更鲜活的历史只会让你更加热爱它——不是那种‘我家祖上特厉害’的爱，而是实在的亲切感。”

政治家的史书

熊逸和《资治通鉴》是“忘年之交”。

小时候的他几乎处于放养状态，自由时间很多，打发的方式就是翻家里的书柜。有天一瞧，见柜里新添了套书——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特别醒目，黄色的封面显得相当古旧，一眼望去，整整20册皇皇巨著，称得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熊逸回忆，翻开内页，繁体竖排，大字号是正文，小字号是注释，注音全用的反切法（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注音方法）。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样一套书太有神秘感了，必须看”。因为书读得多，读得杂，年纪虽小，他看起繁体竖排却不吃力，于是似懂非懂，不求甚解地，一翻就是许多年，“一册一页间满是回忆”。

2020年疫情暴发，熊逸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每天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作，一如既往。当时写的便是《资治通鉴熊逸版》的第一辑。他说从前也有讲的想法，但时间、方式都不合适。“如果只用一周的时间，对这部大书仅仅做一点提纲挈领的概述，实在是暴殄天物。现在终于有机会，让我可以用系列图书的形式，榨出其中的每一滴精华。”

作为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者司马光选择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所以时间节点怎么选择、怎么表示，皆有考量。因此，熊逸“榨书”的过程也是从时间着手。《资治通鉴》全书以《周纪一》开篇，打头第一句话：“起著（音同除）雍摄提格，尽玄黓（音同义）困敦，凡三十五年。”拿起书的人读到这一句，多半就开始打退堂鼓了，看不懂，像打哑谜。

“这句话的意思是，记录周代历史的第一卷，开始于著雍摄提格这一年，结束于玄黓困敦这一年。‘著雍摄提格’和‘玄黓困敦’是太岁纪年法中的年份名称，分别对应干支纪年中的‘戊寅年’和‘壬子年’，转换为公历就是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9年。”接着，他细细地解释起牵涉其中的十二星次、天干地支等天文历法知识。

司马光为何要用如此生僻复杂的太岁纪年？熊逸认为，这不仅是出于实际的缘故，还有关于政治立场的弦外之音。编年史必须把历史事件准确编年，需要天文历算方面的专业知识，司马光于是请来当朝权威刘羲叟负责编年，刘极推崇唐朝用太岁纪年的《大衍历》，因此有了这些“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