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同意组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去延安。当年6月9日，参观团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访问。该团由6名外国驻华记者、9名国统区中国记者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共21人组成，《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名列其中。

赵超构原名景熹，曾用笔名史铎、沙、林放，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他先在温州读中学，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攻读财经，开始接触进步书报，毕业后任南京《朝报》国际新闻编辑与主笔。1938年，他加盟《新民报》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行文辛辣却关心民间疾苦，言语犀利但关注全局，是当年《新民报》知名的“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一赵”之一。

赵超构能够成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颇有一些戏剧性。《新民报》最初上报的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国民党官员一见名字，便以“女人不便”为由拒绝了。他们知道，浦熙修不仅思想“左”倾，和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来往密切，而且弟弟妹妹已在延安，妹妹还是彭德怀的夫人。之后，《新民报》又上报了张恨水，谁知出发前夕，因家人急病，张恨水临时退出。于是，赵超构便成为第三位人选。国民党中宣部对他挺滿意：此人两耳重听，又讲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他们说：“就让这个聋子去吧。”

对于“大后方”的新闻界来说，到延安去采访是一桩大事。由于国民党二三十万军队对边区多年的封锁，加上造谣污蔑，延安成了十分神秘可怕的地方。赵超构动身之前，曾与朋友商量，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张恨水提出“观察，最好一切客观”，还写了篇《送沙先生西游》发在《新民报》副刊上，以壮行色。社长陈铭德为赵超构设宴饯行，重申“国民的公正观点”“忠实地介绍和自由地批评”的记者责任。

进入延安，赵超构的第一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起初，由于主客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沟通并不顺畅。过了一个星期，赵超构渐渐懂得了延安人的感情，接触了更多延安的新事物，对“延安道路”有了新认识：“共产党在这边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尽为我个人所喜欢，却不能不承认其若干事情的强处。”

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是延安之行的重头戏。6月12日，赵超构作为代表团成员首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印象是“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的演说”。毛泽东先向中外记者讲了一段话，然后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见面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赵超构事后回忆说，毛泽东做出的论断，后来都被证明是英明正确的。当晚，在大礼堂观看京剧。赵超构坐在第一排，忽然发现右侧邻座上与他并肩坐着一个人，正是毛泽东。一时间，难免有些局促，但立刻就坦然了。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会见记者时肃然坐在主席位置上那个没有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