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见一书信，乃梁启超致江建霞信札，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内容如下：“建霞编修先生：伻来得书，盛意相招，敢不如命。殷勤奖饰非所克当。顷定拟初七遄行，望前必当抵湘。文从北行当以何时？千乞少待，一罄积想。匆匆先布，相见不远。不一一敬复。专承道安。弟启超顿首。十月五日。”

此信虽无年款，但考其史迹，当写于1897年10月，此为目前所见梁氏最早书迹之一，殊为难得。字体为行草，潇洒流畅中略带碑意，颇有少年之意气风发。信中“建霞”即江建霞，也即江标，“建霞”乃其表字，元和（今苏州）人，曾任翰林院编修之职，故梁信中称其为“编修”。所谓“盛意相招”，是江邀请梁就任新办之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职。江时任湖南学政，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两湖营务处总办熊希龄、湖南代理按察使黄遵宪等维新派骨干共同主持湘省维新变法大业，尤其在改革新式学堂上不遗余力，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湖湘才子结为莫逆之交。

湖南维新运动之发轫，以时务学堂为根基，时务学堂之创办，陈宝箴、江建霞等皆有首创之功，梁启超言时务学堂教学批答内容“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时务学堂可谓后来庚子自立军起义及辛亥革命之人才大本营，而身为湖南学政的江建霞于此功不可没。时务学堂之外，江建霞又创办《湘学报》，邀其同乡好友兼门生唐才常任主笔。《湘学报》之创办，实开湘省维新变法言论之大端。谭嗣同认为“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江建霞慨然而言：“湖南真人才渊薮哉！他日天纲溃弛，出而任天下事者，其在兹土乎！”可见其对湖南这片土地的莫大期许。

江建霞于实学用心颇多，且能以其学而施政。在湘任职期间，他大力改革弊政，推行时务，屡次向湘省巡抚陈宝箴上书兴办矿务：“因思今日天下之贫，若不以矿务为开源不可救药，若任上官办理而下民阻塞亦不可救药。推原其故，皆因不知开矿之法，徒知开矿之利，上之兴也为民，而民之谋也为己，不顾大局，不知利害，皆在于不知矿学。”（《上陈宝箴书》）又说：“西人欲兴一利，必开一报馆而专论之，以笔代口，知者易而改者速。”因此，他建议，欲兴矿务，必先办矿学报，这也是他力主创办《湘学报》之缘由。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江建霞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大兴报务，并非为了办报而办报，而是以报馆为开启民智之言论机关，由报业而兴办时务，故其根本是为了兴办时务，而办报，不过一言论工具而已。

梁启超与江建霞谋面甚晚，但订交甚早。江生于1860年，长梁十三岁，其非仅以言论著称，且以实行著称。康、梁维新运动之所以对湖南颇为倚重，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在于有陈宝箴、熊希龄、江建霞、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诸豪杰。如今提及湖南维析运动，多言陈、谭、唐等人，然对江、熊等则言及甚少，盖因江英年早逝、熊后为袁世凯重要臂膀之故。

二

江建霞其实与谭嗣同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与当朝大臣文廷式、费念慈“年相若，才相等”，其出任湖南学政，整顿校经书院，增设史地、算学等科，可谓开一代教育新风。湖南时务学堂亦为近代新式教育之始。

时务学堂虽为官办，由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创办，然其实质则是由维新派主导的新式学校。创办之初，陈宝箴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中文分教习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西文分教习为王史，数学教习为许奎垣。第一次招考就录取学生四十名。

时务学堂之师生，皆与康、梁密切相关，“康门十三太保”中大多曾就读于此，将时务学堂称作康门之大本营亦无不可，其中耳熟能详者如谭嗣同，无须多述。唐才常为谭嗣同、梁启超好友，湖南浏阳人，与江建霞既是莫逆之交，又有师生之谊。唐出任《湘学报》主笔，乃江所举荐。唐亦是维新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庚子年自立军起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唐才常文武兼修，颇具豪侠义气，在两湖、川、陕等地的江湖会党中亦广有影响，其时自立军起义运动中的骨干人物，皆为唐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