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对于徐志摩来说是痛苦的一年。这年他遭遇了母亲病故，在北上教书以后，他和留在上海的陆小曼之间的感情面临考验。而对于林徽因来说，1931年却是生活向好的一年，她的肺病得到缓解，在10月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更为戏剧性的是，她的诗成功发表在《诗刊》杂志上，她还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窘》。1931年，对于她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元年。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在志摩的最后一年，他和林徽因又有怎样的交往？

一

说到志摩，不得不提到胡适。1930年底，胡适返回北大做文学院院长，力邀徐志摩加入。从情感上说，志摩很愿意北上，但是又很矛盾，且看他在1931年1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况又承兄等厚意，为谋生计，若弗应命，毋乃自弃……且俟回沪见家人后，再行定夺。文伯想已见谈，甚盼藉彼智囊解我踌躇。”信中提及林徽因夫妇，希望胡适帮助他们。“徽因夫妇本寓中央四号，今或已迁居东直门204甲周宅（无电话）。徽甚愿一见，如未晤，盼即约会。在平时承太太一再以高轩惠假，至为荣感，谨此道谢。《诗刊》想已见过，二期务期惠稿。”

有趣的是，志摩这次到北平，正好赶上胡适南下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常委会。胡适是在1931年1月5日启程南下，志摩是在前一天到的，在《胡适日记全编》1931年1月4日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句：“到《哲学评论》社聚餐，忽然志摩到了。”从胡适的日记和志摩于1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可以推知他这次旅行大约有二十六天。在这二十多天里，他还去了沈阳看望梁思成夫妇。

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都提到了志摩的沈阳之行，比如最早是在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年谱》，列在1930年；陈学勇先生在《林徽因年表》中也是列在1930年，约11月；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图传》列在1931年1月，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明出处。

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不少资料，没想到在志摩写给刘海粟的信中发现端倪。徐志摩去沈阳这件事，从情理上来推断，他本人是极不愿让人知道的，因为他不愿陆小曼知道。但是在他写给刘海粟的信中还是提了一筆，信写于1931年2月9日，其中说道：“适之、梦麟，已回北大。上月北游平沈。重温旧知，欢若平生。”

这里只一个“沈”字，即沈阳，点明了他的行踪。当时刘海粟在海外留学，志摩的倾诉不至于传到陆小曼的耳中。

找到了志摩沈阳之行的出处，再返过来细读志摩写给胡适的信，信中说，胡太太“一再以高轩惠假”，为什么说“一再”呢，因为他从上海到北平后，住在胡家，去沈阳返回北平，还是住在胡家。这样两处行文互相印证了他的沈阳之行。

短短一个月，志摩给胡适写了四封信，真切地表达了他北上教书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非常希望离开上海，另一方面是担心他的家庭，包括他的父母和小曼，母亲身体不好，小曼也是缠绵病榻，还吸食鸦片用来治疗，家庭开销非常大。在这四封信中，有两封提到了林徽因夫妇。“徽因已见否？此公事烦体弱，最以为忧。思成想来北平有希望否，至盼与徽切实一谈。”

志摩对林徽因夫妇非常关心，他在信中求助于胡适，希望帮助梁思成谋职。其实，志摩当时自身已经焦头烂额，债台高筑，但他还是热心助人。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且不论志摩与林徽因是否曾有恋人关系，他们友谊的形成有一个天然的圈子。志摩的恩师是梁启超，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这是一层师承关系；林长民是志摩的忘年知己，也是恩人，如果没有林长民，志摩也就无缘就读于剑桥大学。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这是徐林友谊的第二重条件。还有一层，温源宁，北大教授，是志摩的好友，也是林徽因的姐夫。这些就足以说明他们两人友谊的基础是多么坚实了。志摩有两年不在北平，他能及时知道林徽因的病情，恐怕也得自于北大、清华的朋友圈，当然也可能来源于志摩与他们夫妇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