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中文笔记》卷一（商务印书馆，第128页）“冒广生”条，论及陈维崧《妇人集》，特别垂注李香君。然“‘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其年一札”云云，当是钱先生笔误。侯方域手札，当致陈贞慧而非陈贞慧之子陈维崧（陈维崧字其年）。按老陈生于1604年，小陈生于1625年，虽“二陈”皆与侯方域有交谊，但源头在老陈而非小陈。

观陈维崧《妇人集》“李香君”条注原文更可证这是个笔误：

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许方域，设誓最苦，誓辞今尚存湖海楼箧衍中。又方域与陈处士一小札曰：“昨域归来，有人倚阑私语，谓足下与域至契。既知此举，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隐，少申夙诺，不意足下夸李君虞作薄幸十郎也。然则一夜彷徨，失却十年相知。罗袖拂衣，又谁信此盛遇乎？域即冒受法太过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诚之报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实天王明圣，不介而孚，遭际如此，臣愿毕矣。今日雅集，亟欲过谈，而香姬盛怒足下，谓昨日乘其作主，而私宴十郎，坚不可解。则域虽欲过从，与人臣无私交之义，未有当也。”玩此书词，姬生平风调尔尔。

“陈处士”之称，显然指向陈贞慧而非陈维崧。陈贞慧毕生未出仕，后人辑刻其遗著为《陈处士遗书》。陈维崧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后授官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显然不能称为“处士”。同时，侯方域所谓“至契”者，当指他与老陈皆列“明末四公子”，而小陈不在“明末四公子”之列，所以他与小陈的关系，远不能到“至契”的地步。侯方域大陈维崧七岁（侯方域生于1618年），但若以侯方域与老陈称兄道弟、论交在先而论，小陈当是侯方域的子侄辈。故钱锺书先生《中文笔记》所谓“‘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其年一札”是笔误无疑，当为“‘李香’条注备载侯方域与陈贞慧一札”。

此则笔误虽辨明，但由注文牵引出的诸多疑问却不得不进行一番探求。此不仅可为了解侯方域与李香君本事作一佐证，而且，对关注明季到清初这段时间的遗民心态也大有裨益。

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妇人集》中的这些注文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

侯方域致陈贞慧此札极为私密，显然是陈维崧从其父手上所观或后来干脆为陈维崧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