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谷城在为“民国丛书”所作《序言》中说：

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中央研究院是为增长国家实力、促进科学事业的进步而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一成立即标志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那些“书生”摆脱“仕进”与“独守”之桎梏，开辟出一条集团研究、知识立身的道路，胡适称之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傅斯年称之为“新学术之路”，并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南京和北平、上海等地一批学术教育机构一再播迁，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竟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县李庄落籍。

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以山水的柔情与静默，接纳并呵护民族的“衣冠”。镇上“九宫十八庙”驻扎同济大学，乡下祠堂农舍分布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这批学者，或乘一袭滑竿，或挟一把油傘，行色匆匆，出没乡间泥泞。其中有“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博士、“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博士、“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博士、“中国体质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博士，“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梁思成以及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等。这批先生在后辈学人许倬云眼中，是“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他们大多生于晚清，系出名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恫瘝在抱，忧国忧民，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学术救国的情怀，其立足点是贯通中西，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

那时，小镇李庄与南溪县、宜宾（专区）、重庆，甚至世界，意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有了共同的根须、共同的叶脉、共同的呼吸。海外邮件只要写上“四川李庄某某信箱”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一些科研机构常收到寄自“李庄”的交换刊物书籍。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的访学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风雨同舟。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李约瑟来到李庄，获得了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史料，并从史语所挖走一个叫王铃的青年，成为他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外籍友人费正清、费慰梅、翟荫等曾造访李庄，并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保持长期联系。

板栗坳绿荫丛的“田边上”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藏有十七万册中西文图书。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依靠图书资料，写出高质量论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一户农舍门前，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在那里苦读数年，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在南洋执教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晚年感叹，身为北大研究生，竟一生未迈进北大校门。

偏僻山村，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李庄民智不开，一次“下江人吃人”的谣传，山山水水都回荡着惊恐；举办“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曾光焰万丈，语惊四座，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离开那片土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川南匪患不靖，在刺刀的保护下，那些一心向学的谦谦君子终不免战战兢兢，艰难前行……

乱世烽烟，板荡不已。破庙祠堂，庠序如旧。当代学人陈平原认为，战时教育科研机构内迁，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弦歌不辍；教学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战时如平时”，着眼于战后建设与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