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变化，似乎成为了唯一确定的不变。

疫情、通货膨胀、地缘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最终引向了更大范围的地缘经济和金融分裂。金融制裁和经济摩擦不断升级，货币武器化的趋势明显，显现出来的风险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去美元化，走向多货币的世界。

脱钩、去风险化……类似的概念陆续被摆上台面争论，似乎所有人都正致力于为全球分裂做准备—多数时候，只是建起高墙后是否要为了交流留一个门的区别。

流动性减弱后，世界版图不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放缓的全球经济，正倒逼原本适用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改变。但我们仍不知，“反自由主义经济常理”的趋势，长期会给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2023年7月，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至3%；但在2023年10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在维持2023年经济预期的基础上，又下调了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期至2.9%。报告中，IMF写道：“（这样的增速）远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

而世界银行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则更加保守一些。2023年1月，其将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1.7%，7月则上调至2.1%。

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是否有重建秩序的可能？身处其中的中国要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建立经济韧性？2023年10月29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周年全球年会期间，南风窗与IFF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就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可能性，进行了对话。

全球化，再全球化

南风窗：你曾以美国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为例，提到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指标。结合各大机构对2023年全球经济的预期，你如何判断如今的全球经济形势？

陈兴动：与以往确定性较强的全球经济预期不同，今年市场因全球分裂，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相对不一致。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慢慢从合作走向对抗，并最终影响到贸易。

从全球变化过程来看，全球化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领导着该体系的西方国家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后期，其经济反而脱实向虚，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反全球化由此开始。

但同期，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利好。全球化与行之有效的政治优势、劳动力素质优势和土地价格优势等相结合，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当中国实现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展进度时，就希望改进现有规则。

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并开始调整政策—从介入中国，变为介入、接触与遏制相结合。到2018年时，美国确认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政策由此转向更加系统性地遏制中国。

世界分裂由此促成，全球经济也开始碎片化。人流、资金流都被人为地割断，世界经济从一个比较充分竞争的状态，转向了保护主义条件下的贸易状态。适用于过去40年经济形势判断的指标，可能就需要重新审视。并且宏观经济学近年来式微，还未形成新的判断底层，世界也处于急剧变化的过程中，还未稳定下来。这个阶段仍较“乱”，大家都在观望。

我个人的判断是，尽管美国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形势良好，但不太可能迅速扩张；发展中国家应当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由此，市场对于经济形势的焦虑，会比1至3个月前少。

可以看到，第三季度增长数据是积极的，但支出方面仍然承压，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估计都达不到。第三季度生产法的积极增长或有4.9%，但支出法恐怕低于3%，压力比较大。

既然全球化不可能被完全打破，小规模全球化也难以运转，那么，探讨再全球化就很有必要。而新的全球化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由西方国家完全领导。

南风窗：在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议题上，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可能性被着重讨论，你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新的全球化？

陈兴动：首先回顾下全球化历史。早期全球兴起了反全球化风潮，认为世界已经过度全球化，需要改变；由此进入全球发展的第二步，去全球化；近期已经进入了第三步，脱钩。这会导致“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状态。

但寻求脱钩的国家发现，其仍然需要愿意投入产业的工人，也需要中低端产业的支持，无法与其他国家完全割裂。同时，中国等原先在产业低端的国家也在向高端进发，性价比高，竞争力强。此时，去风险化概念出现。

但什么是风险？风险在什么地方？准备如何应对风险？

比如，美國提出了“小院高墙”，确定在芯片、AI、量子和计算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