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市与美国剑桥市之间的时差是12个小时，如若不是要采访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我想我大概率不会特地去查询这一信息。晚上9时，广州的天空已是一片深色，原本只有我在的视频会议，出现了浦洛基的画面。与既紧张又疲惫的我不同，浦洛基显得闲适自在很多。

对沙希利·浦洛基这一名字感到陌生的读者，也许会好奇他的身份。可以加在浦洛基名前的头衔有很多，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席教授，也是哈佛乌克兰研究院院长，但更为大众熟知的，是他作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作者的身份。

这本书是浦洛基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一本书，他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曾被有意掩盖的真实故事，也因为他的文字，他的担憂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共情。

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事，只会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吗？这是在普洛基完成《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后，被诸多读者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直到这也成为他同样无法停止追问的问题。

四年后，他在《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答案是否定的。

即便技术在进步，安全标准在提升，国际合作在增强，人类的傲慢与失误仍如影随形。核能发展的危险性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无关，它的危险性在于它存在本身。

在今天，浦洛基所思考的不仅是重现过去，还是预警未来。他想要告知公众的信息很简单—核事故还会再次发生，核能发展很危险，而人类目前并没有准备好。

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

南风窗：你对核事故的研究兴趣是否始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这件事的发生，如何影响了你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道路？

浦洛基：首先，我来自乌克兰，这一事故发生在乌克兰，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对我和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产生了影响。

这起事故也对我的学生产生了影响。我的一些学生被招募入伍，并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做清洁工人。那时，军队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而大多数所谓的清扫人也都是军队的人。不过，我的学生们后来又被征召入伍了。此外，我也有朋友去到那里。这是我个人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我一直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实际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尤其是考虑到有关这一事故的原始信息非常有限，因为（苏联）政府在竭力封闭信息。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许多其他人受到事故影响的问题所在。当苏联解体，档案馆开始开放时，我就决定前往档案馆开始这项研究。

南风窗：是什么让你决定开始写《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

浦洛基：《原子与灰烬》是一本我试图回答《切尔诺贝利》读者所提出问题的书。当时，有读者表示，你写了这本书真是太棒了，但你认为只有苏联政府选择不公开信息，并参与掩盖事实吗？其他国家的政府呢？西方的政府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生了六起重大核事故，切尔诺贝利只是其中之一。我的这本书提供了这六起事故的故事，并试图找出什么是共性，又有哪些不同，不仅是在政府责任方面，也在于我们作为人类，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如何应对核能这一全球现象的。这就是我在写这本书时遇到的关键问题。

南风窗：你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描述解释切尔诺贝利事件，你因这本书而构建起来的史学观，是否影响了你对整个人类核灾难史的认知？

浦洛基：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大多来自比较。我学到的一件事是，基本上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来设计反应堆，然后运行反应堆，并专注于此，这在整个领域都很明显，但他们仍然会犯错误。

每次核事故发生后，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整个行业实际上都在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会继续发生重大的核事故，并且每一起核事故的原因都不同，这让我明白，我们能够预测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对人类来说，即便拥有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和最有纪律的人来管理（核电站），由于这一系统太过复杂，核事故还是会发生。这一观点不是我的发明，针对复杂系统，有一个专门类别对此进行研究，有一本书叫《常态性意外》（Normal Accidents）就是关于这个的。

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一条学习曲线，但我对整个行业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我们学了多少，它都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烧水的方式是的如此危险，我们最好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故做好准备。这一结论破坏了将核工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有效途径的普遍信念。

每一次重大核事故，都会对核工业产生全球性的负面影响。虽然福岛核事故发生在日本，但因为这场事故，德国决定无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