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占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男耕女织、农业为本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农业不但养育了华夏民族，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土地、对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厚情感，田园农事很早就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这一现象落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书写传统。

纵观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发展脉络，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周秦是田园诗的起源时期，东晋是田园诗正式开创时期，唐代是大发展时期，而宋代则堪称田园诗的集大成时期。这个集大成是由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来完成的。

一

田园诗从周秦之际的农事诗发展而来。《诗经》中的《豳风·七月》，以农夫的视角和口吻，叙述了从岁首到岁暮一年四季农民的辛勤劳作，举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绩麻、缝衣、狩猎、造屋、酿酒、劳役、祭祀、飨宴等，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从事原始农业与手工业的农民的同情与悲悯，钱锺书称之为“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七月》是纯然写实的手法，好像风土岁时记，更像是纪实文学，体现了朴素的农事情怀，是中国传统田园诗的先声，这一脉流在后来的鄉土文学书写中时隐时现。

两汉时期，极尽描摹铺陈之能事的京都大赋蔚为流行，白描农业生活的农事作品已不多见。随着长安、洛阳、邺城等大都市的出现，使得乡间少年学子纷纷前往谋求前途和机会，他们的人生中平添了一段思念故土和亲人的距离。在这一背景之下，田园诗悄然兴起。在汉魏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和“邺下文人”的歌咏中，多了羁旅中的游子对故里家园的柔情和感伤，田园象征着与城市不同的生活范畴与精神寄托。

到了两晋南北朝，随着自给自足的世族庄园的大规模发展，田园诗逐渐成熟。南方世族的大庄园大田墅，依山傍水、气势宏富，文人悠游其间，在园圃山林之间发现了风景诗。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田园诗生成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陶渊明，只能算小地主。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开了一代诗风。他像挣脱樊笼的飞鸟飞离都市与官场，退隐到柴桑故里，甘为陇亩之民自耕自给，饮酒，赏菊，看山，看水，读书，写诗，在隐居乡间躬耕陇亩的过程中体悟自然与人生的真谛，乃至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赞誉。田园生活的美好与真实，在其组诗《归园田居》《饮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移居》等篇什中得到很好的讲述，构成陶诗中最为动人的部分传颂不绝。

只是，陶氏的田园诗显然不是《七月》农事诗的路数，或者说陶渊明是有意在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来重塑田园诗。他摄取了先秦农事和前代田园诗的某一面，融合魏晋时期风行一时的招隐诗、山水诗和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谱写出带有士大夫气质的“隐逸版”田园诗：无论描绘恬静的乡村风光，讴歌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或抒发冲淡旷远的襟怀，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主观感受，可说是逃离官场和主流社会的诗人的自我疗愈之道。

不仅描摹的空间场景有别于《诗经》里的农事诗，陶诗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大地上背负青天、脚踩泥粪的农夫，而是他本人，包括他诗中的“邻里”“乡曲”也是从城市移居乡间的文化人，而非庄稼汉。居于最基层的乡间农民并非只有“悠然见南山”“带月荷锄归”的闲适自在，还有很多无奈、无告、无助的辛苦和悲酸。但这些内容在陶诗中是看不到的。

及至盛唐，田园诗与山水诗合流，蔚为可观。在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和韦应物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笔下，田园风光如梦如画，梦里画外又牵动平生际遇和心事，情融于景，余味悠长。他们在诗里表现了悠游小桥流水田畴林下，或闲看云起日落，或把酒话桑麻的田园乐趣，表达了高蹈飘举或淳朴高洁的情怀，像王维的《山居秋暝》《渭川田家》《积雨辋川庄作》，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以及储光羲的《田园杂兴八首》等，至今读者都很熟悉。

陶氏田园诗到宋代更不乏回响，毕竟，陶渊明超迈出尘的人格和冲淡悠远的诗意就是宋人发现和总结的。从宋初的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到苏黄等，追踪者何曾少见？但是，当田园的歌咏与书写远离了农夫稼穑艰辛，成了士大夫表达闲适生活、纾解现实压力或精神困境的抒情道具时，田园诗距离农业情怀也就越来越远了。钱锺书就曾一针见血指出：“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这正是因为他们田园诗里漏掉了真正属于田园的要素。

二

回顾中国古代田园诗的生成史，与农事诗、山水诗、隐逸诗等，有着丝丝入扣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