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恐惧景观》，是段义孚一九七九年首版的一部作品。它立足人性里的恐惧，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从古至今恐惧而绝妙的画面，精彩程度堪比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从书的章节来看，段义孚大致为我们呈现了从荒野到城市、从自然到人工、从朴实到精致的恐惧景观史。里面谈论了未成年人的恐惧、原始社会的恐惧、自然界的恐惧、乡村里的恐惧、城市里的恐惧、人性里的恐惧和现代社会的恐惧。那么，段义孚创作这本书有怎样的意图？放在他众多的作品里，此书有着怎样的地位？
从出版的时间来看，它可算作一九七四年《恋地情结》的姊妹篇吗？其实，在一九七七年，两部作品之间，段义孚还出版了一本书叫《空间与地方》。由于《空间与地方》是段义孚基于大学讲课内容的集成与凝练，所以从原创风格来讲，《恋地情结》与《恐惧景观》才算是他的全新创作，而非已经通过口头方式发表的作品。所以，《恐惧景观》应被视为紧随《恋地情结》的后续之作。同时，两部作品在地理学的审美上还形成一个对子：一个谈爱，一个讲畏；一个述美，一个说丑。段义孚在创作《恋地情结》的过程中，或许已经在构思《恐惧景观》了。有此猜测，是因为在《恋地情结》里，我们已然能瞥见从众多美好景观里透露出来的恐惧景观，像都市里的哈勒姆区、史奇洛区等；此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的末尾对美好景观的怀疑态度：
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凉到天空之下的疗伤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個平衡点。
所以，把《恐惧景观》与《恋地情结》对照起来，或许能更整全地理解段义孚的思想构架。
我认为，相比《恋地情结》而言，《恐惧景观》仿佛更凸显出段义孚思想“中后期”的存在主义气质。何为他思想的中后期？我通常会把段义孚的思想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来看（或许有欠妥之处）。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段义孚思想早期，现象学的萌芽阶段，中山大学张骁鸣教授对此有十分详细的梳理，在此不赘述。第二阶段是他思想的中期，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此间，段义孚让空间与地方的现象学走向了成熟，人文主义地理学成了一个成熟的流派。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是他思想的中后期，此间，段义孚的思想涌现出十分强烈的存在主义气质。换言之，他像一名存在主义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后面我会结合《恐惧景观》来阐述该阶段的特征。第四个阶段是段义孚思想的后期，进入新千年，段义孚步入“从心之年”，思想里的存在主义气质开始弱化，信仰的成分愈益凸显。正如他的学生、爱丁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蒂姆·克里斯威尔所说：“段义孚的基督教信仰在他的晚年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其中，十分明显的作品有二○一二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二○一五年的《最后的启航》（The Last Launch）。
从现象学的思想萌芽，到创建地理学新流派的激进学术抱负，历经多年秉持存在主义者的本真之勇，直到最后坦然栖身于宗教信仰，这或许也是段义孚精神景观里的一道轮廓。
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恐惧景观》则是段义孚思想朝第三阶段转型的一个标志。因为对比之前的《恋地情结》和《空间与地方》，它看上去似乎更不像一部地理学作品。在《恐惧景观》里，我们很少能见到段义孚针对地理学本身的太多论述。像《恋地情结》的“前言”大量着墨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以实现地理学新的理论奠基；以及在《空间与地方》里对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展开内涵式拓展，以建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体系—这类显而易见的地理学理论建构在《恐惧景观》里显得十分隐晦。在段义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作品里，比如《破碎的世界与自我》《制造宠物》《逃避主义》等，都有这样的特征，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旨趣隐而不彰。或许正是因着这些作品，人们才怀疑段义孚的思想是否属于地理学。
恐惧景观的内涵与空间构造
为何我认为《恐惧景观》是一部转型之作，标志着段义孚开始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原因在于，这部作品恰好是针对“恐惧”本身展开的思考。在存在主义的语境下，能本真地建构人之生存论本体的其实不是《恋地情结》里的爱，而是恐惧，或者说，是存在主义的术语—“畏”。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讲：“畏是源始的现身情态，唯它才源始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如何理解？
如果说《恋地情结》旨在探索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那么《恐惧景观》则更深入到了情感纽带的底层去探索人的生存构造，这样的思考方式在后续的《逃避主义》与《浪漫地理学》里获得了升华。同时，“恋地情结”与“恐惧景观”的空间本体论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异同。
《恐惧景观》如何呈现出存在主义的意味？在第一章“序言”里就已呈现出“畏是源始现身情态”的个中含义。段义孚如此定义“恐惧景观”：
什么是恐惧景观？它们是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混乱的力量无所不在，人们想要控制它们的行为也是无所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类构造物，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恐惧景观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