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诗》编者说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坛上，有两份刊物最为有名，一份是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另一份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创办的《新诗》，都创刊于上海。

《新诗》创刊号封面简洁大方，读者一望就知：《新诗》是由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五位诗人组成的“新诗社”编辑出版的。创刊号无发刊词之类，但刊末有《社中杂记》交代编辑诸事，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第一，我们应该感谢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这五位先生对于本刊的赞助和合作，把编委这重大的任务担负下来。我们也应该感谢各位诗人诗论家的寄稿，使本刊添了不少光彩。如果没有这些对于新诗的热忱的拥护者的通力合作，本刊是难以产生难以长成也难以对于中国的新诗坛有一点贡献的。

确实，《新诗》的编委会阵容强大。卞之琳当时已出版了《鱼目集》《汉园集》（与何其芳、李广田合著），风头正健；梁宗岱早出版了《晚祷》；冯至也早出版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戴望舒更出版了《我的记忆》《望舒草》；孙大雨虽无新诗集出版，但他发表于《新月》等刊的十四行诗，已获得很高的声誉。而且孙大雨留美，梁宗岱留法，冯至留德，戴望舒也留法，这个编委会除了都是有影响力的新诗人，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十分难得。但是，当时卞之琳和孙大雨在北平、梁宗岱在天津，仅戴望舒和冯至在上海。到底是谁在具体编辑《新诗》呢？戴望舒去世早，其他四位编委似也都未留下具体的回忆，这就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一个谜。幸亏《新诗》作者、后来成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徐迟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中透露了这个秘密：

九月初（指1936年9月初）开始，戴望舒提出要办一个诗歌刊物，要我参加。他还邀请了诗人路易士。我们三人筹备：望舒出一百元，路易士和我各出五十元，合共二百元整；便可办一个二十五开本的一百二十五页（二又四分之一印张）的大型诗刊了。望舒约请了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连同他自己在内共五人，成立了新诗社及其编委会。消息传出，就有来稿和上百个订户。路易士和我虽没有名义，却是当然编辑，兼任着各种事务的工作人员。实际上的主编是戴望舒，我们俩跟他当见习编辑。我们学到不少诗学，而且我们提供自己的稿件时，得到了优先發表的好处。

原来《新诗》是戴望舒起意创办、出资并主编的；徐迟、路易士也为出资人和编辑。这些《新诗》上都未印出，若不是徐迟回忆提供，恐怕都要湮没了。徐迟也很坦率，披露他和路易士也因此得到了在《新诗》上“优先发表”诗作的优待。查《新诗》创刊号，果然有徐迟的《念奴娇及其他》和路易士的《海之歌》（《海行》《海的恋者》《舷边吟》三首）。

《念奴娇及其他》总题下也有《念奴娇》《金缕曲》《蝶恋花》三首，有趣的是，徐迟不是依这些有名的词牌填词，而是借用来写新诗，可谓别出心裁，也可说是一种新尝试。徐迟后来认为这组诗“不像个样子”，但也承认“其中还有些至今被人记得的句子”。哪些句子呢？他未说，就录第一首《念奴娇》吧：

（人儿去后，念否奴娇？）/在春夜的绿波上，/寒竹划动，/能买一片竹叶棹吗？/载奴远行去，/梦一样的远行去，/人儿去后，/奴的梦，/远行的梦中，/见吹萧女，/见低笑女，/见卖唱女。/（念否奴娇？）

严文庄咏萧邦曲

严文庄这个名字，读者一定感到陌生。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严文庄共出现四次，一次是在施蛰存主编的《文饭小品》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五期发表散文《车之余音》；其余三次都是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新诗。此外，她还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现代诗风》创刊号发表通信《卡尔·桑德堡的一幅肖像》。这就与《新诗》编辑徐迟直接相关了。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回忆，一九三三年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在图书馆里结识“灵秀的，美丽的”严文庄，两人通信（严信中署名Margaret），散步，聊天，谈文学，友情很快升温。但徐迟意识到“她这垂青于我是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只想能和她友好地往来，能保持一种带一点倾心的友谊就是我的非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