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对我而言，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上午，我与北大图书馆资源建设部的老师一起，准备迎接美国芝加哥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菲利普·德桑（Philippe Desan）教授赠书的到来。十点左右，一辆小型货车缓缓驶入图书馆南边的小门。工人师傅把一箱箱书搬运下来，暂存在图书馆的一角。这批书有整整六十箱，有的箱子上还写有“Desan”、“RLL”（即“罗曼语言文学系”的缩写）的字样，虽然历经颠簸，却毫无破损。图书馆的老师拆开其中的一箱核验，发现书的品相非常好。他们告诉我，很快会对全部赠书进行清点、编目和分类，而后会将其放到各大阅览室和书库，供读者借閱或查询。此外，他们已备好了刻有“Philippe Desan赠书”字样的专用印章，会盖在每一本赠书的扉页上。我激动不已，内心默默念叨：“这批书终于到了，太不容易了！”

至此，经过四年多的筹划，将近一年的运输，德桑老师几十年间积累的这批珍贵藏书终于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北大图书馆则是它们漫长旅程的终点，也是它们新的家园。时光回溯到二○一九年年初，那时的我即将完成博士学业，预计同年秋天进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工作。德桑老师在芝大巴黎中心与我讨论博士论文答辩的安排，顺便提到，他几年之后就会退休，正在为他在芝大办公室的一大批藏书寻找合适的去处，也谈到了另外几家想要这批书的机构。我告诉他，中国学界对早期现代欧洲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批书如果能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可以让很多中国师生受益。德桑老师对此很感兴趣。

二○二一年春，已经毕业入职北大的我与北大图书馆资源建设部取得联系。图书馆特别邀请著名法国文学专家、北大法语系董强教授负责鉴定这批书的价值，其间我也一直与德桑教授和芝大罗曼语言文学系秘书保持联系。次年四月，芝大罗曼语言文学系秘书来信告知德桑教授的书已完成装箱。我草拟了一份申请书，请北大中文系、比较所和法语系的程苏东、张辉、段映虹三位教授联合署名，而后提交给北大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五月，这批书终于从芝加哥启运。运输的时间很是漫长，也大大超出了德桑教授的预期。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德桑老师迟迟等不到这批书的消息，颇为焦急，平日寡言内敛的他甚至一反常态，为“运输过程中是否会丢失或损坏”等问题多次表露过担忧。这批书顺利抵达之后，我当晚就给德桑老师写信汇报。他在回信中说：“很高兴知道这批书已经顺利抵达，也谢谢你发来的照片，它们让我心花怒放。”欣慰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每一本书有其自身的生命历程，那么或许可以说，这批书诞生于不同的年代和地点，在悠长的岁月里从欧洲越过大西洋到达美国，或者从北美各地汇聚到芝大，陪伴德桑教授见证光阴的流转，而后又横跨太平洋来到中国，在北大图书馆开启了它们的新生命。

菲利普·德桑教授出生于法国，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攻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从一九八四年起，直至二○二一年荣休，他一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并曾受邀担任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史、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史、文学社会学等，也曾涉及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他在蒙田研究方面用力甚深，已出版与蒙田和早期现代法国文学相关的专著近二十种，论文近三百篇。此外，他主持编写了法语的《蒙田词典》（Dictionnaire Montaigne）和英语的《牛津蒙田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ntaigne）等多种权威参考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桑教授二十多年前就曾主持“蒙田计划”（The Montaigne Project），将法国的国家级宝藏、“波尔多版”《随笔集》（即1588年版《随笔集》，以及蒙田本人从1588年至1592年去世当天在该版页边空白处手写的大量内容）逐页扫描成高清图片并上传到网络，供全世界的学者研究和使用。

我于二○一三年九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攻读法国文学方向的博士，师从德桑教授，有幸成为他在芝大退休前指导的最后两位学生之一。在读书期间，不论是课程的修读还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他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德桑教授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老师之一，每天清晨即起，笔耕不辍，几十年如一日，退休后仍不断有新著问世。博士学习阶段的最后一年，我在法兰西公学院访学，论文指导委员会共有四位老师，当时，除了德桑教授以外的三位老师，一位在芝加哥，另两位在巴黎。作为导师，德桑教授本来可以线上参加答辩，或者要求我赶回芝加哥。他却主动提出在芝大巴黎中心举行答辩，他自己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巴黎来。德桑教授那时已经六十六岁，却为了一位学生而不顾旅途劳顿，这让我感念不已。答辩结束后，他按照法国的习惯，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是一幅装帧精美的蒙田画像。作为蒙田研究专家，德桑教授曾收集了许多珍贵的《随笔集》版本和蒙田画像，这一幅是他专门从家里的收藏中挑选出来的。回到北京后，我把它挂在了书房兼卧室里，每天抬头就能看到。对我来说，看到这幅蒙田画像，就仿佛看到了德桑教授的面庞。毕业以后，我与德桑教授仍保持密切联系，除了沟通赠书事宜，也常与他交流近况。

德桑教授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也精通英语。尽管如此，他的大多数课程均用法语讲授，大多数专著和论文也以法语写成，在法国出版或发表。例如，他的重要著作《蒙田政治传记》（Montaigne. Une biographie politique）二○一四年先在巴黎出版，而后才被翻译成英文，以《蒙田传》（Montaigne： A Life）为题于二○一七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德桑教授自己亦会每年多次前往巴黎，在芝大巴黎中心组织各类学术会议，与法国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南方城市新奥尔良参加美国文艺复兴学会的年会，一位英国教授也是德桑教授的朋友理查德·A. 库珀（Richard A. Cooper）听说他因为人在法国而未能参会，便以戏谑的口吻跟我说：“你导师总是待在法国，只是偶尔回芝加哥领一份工资而已。”闻言，我们相视一笑。对我而言，德桑教授对法语语言的深厚情感和与法国的密切联系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让我这样一个英语和法语均非母语的中国学生在美国读书之余，也能时时浸染于纯粹的法语环境。

攻读博士期间，我上过德桑教授五门课。他在授课中很善于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往往就是他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撰写的专著或论文的内容。尽管美国高校的研讨课（seminar）一般很强调课堂讨论，德桑教授的课堂还是更为传统，以讲授为主。他在授课时只有简略的课程大纲，也并不严格遵循大纲的进度，有时还喜欢插入一些与课程主题相关的逸聞趣事，调节课堂气氛。

例如，在讲到蒙田《随笔集》的名篇《论友谊》时，德桑教授总会提到他在为“波尔多版”扫描高清图片时的一个有趣发现，即这一篇中的名言“因为是他，因为是我”（Parce que c’était lui， parce que c’était moi）的两个分句的墨迹有浓有淡，显然写于不同时间。前面说过，“波尔多版”是印刷书和手稿的结合。按照德桑教授的分析，蒙田在为一五八八年版增添内容时，先写下的是“因为是我”，过后很久才加上了“因为是他”。如此看来，蒙田这句名言似乎并不是语出真诚，而是首先有些自恋的意味。学生们听到这里，总会哄笑不已。

又如，在谈到蒙田的怀疑论时，德桑教授总会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一九六八年，德桑教授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常常在巴黎市中心的圣日耳曼大道上做“游荡者”（即“flâneur”，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用过的法语词）。有一天，他正在游荡时，在花神咖啡馆与萨特偶遇。萨特对他讲了一句令他终生难忘的话。原话是这样讲的：“年轻人啊，记住这一点，在说‘是’之前，要一直说‘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