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摄影之路

1960年，日本和美国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做了修订，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我还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政治专业，每天都会跑到国会议事堂前参加请愿游行。

正好在这一时期，玛格南图片社的三位摄影师——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Erwitt）、勒内·布里（RenéBurri）和波特·格林（BurtGlinn）来东京拍摄照片。格林全权负责为一份高级旅游杂志Holiday拍摄照片。勒内·布里为瑞士杂志Du摄影，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日本。因为我会说英语和德语，这期间便去给他们帮忙。

厄威特想给我现金作为酬劳，但我来自富裕的商人之家，并不需要他的钱。后来，厄威特给我寄来了一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看完这本书，我被摄影的巨大魅力折服了。波特·格林住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帝国饭店的一间套房，虽然我的建议没能给他太大帮助，但他还是通过客房的送餐服务请我喝了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我也十分惊叹于套房洗手间的豪华。勒内·布里对我就读的大学最感兴趣，有三个多星期我都在给他帮忙。布里是一位相貌出众的超级美男子，很快就赢得了日本年轻女士们的好感。他住在一家日式旅馆，摄影的同时也尽情享受这里带给他的美好体验。临走前，布里把自己用旧的徕卡M3机身送给了我。我拿给父亲看，请他给我配上镜头，父亲马上到银座的相机店里买来了50mm和35mm的镜头。

我突然开始幻想自己成了职业摄影师。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日本，却能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挥洒自如地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作过。大三时，我告诉父母自己要去纽约当摄影师。当时只有外交官、能赚到外汇的商务人士或者富布莱特学者等极为优秀的人才能去外国，其他人连护照都很难拿到。对传统富有的商人之家来说，像我这样的次子，在某间大学读个本科学位，进大公司做工薪族，将来当个高层管理者，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我想，如果当时选择了那条路，我应该是能当上公司高管的。那样的话，既不会打高尔夫也不会玩麻将的我大概会在65岁前后退休，领到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过上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的生活吧！

然而我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纽约做一名摄影师。父母了解我的性格，所以也就接受了这个决定。我马上开始到银座的英语培训班学习口语。当时有一对一授课和班级授课两种形式，商务人士几乎都在班级上课。我不惜重金聘请了两位老师，主要都是一对一授课，想必花了父亲一大笔钱。后来得知银座还有教授如何使用打字机的培训班，我又去了那边学习。

我决定去纽约，在当时必须得有美国人做担保人才行。我硬着头皮请厄威特帮忙，没想到他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担保人必须到公证处公开自己的财产情况，所幸厄威特财力雄厚，没有遇到麻烦。接下来，我带着这份证明文件到日本银行的总部兑换美元。当时日本人出国最多只能携带500美元，为了换到这500美元，我跑了好几趟，足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最后我终于拿到了钱，却还要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教一番，他告诉我要珍惜这笔钱。在那个时代，顶级公司的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到50美元，所以500美元确实是一大笔钱。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父母和兄弟都到羽田机场为我送行。飞机顺利起飞后，我马上从窗口看到了下面的君津钢铁厂，突然感到十分孤单，还有一丝恐惧。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成为一名成功的摄影师绝不回东京。去纽约之前，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位曾教过我英语口语的老师，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又去堪萨斯州的乡下见了另一位老师。那里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所在地，我借住在老师已故父亲的床上。老师十分和蔼可亲，我与他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最后，我终于到了爱德怀德机场（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厄威特说过会来接我，但我在机场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之前已经约好由他带我去住处，所以可想而知，没找到他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是多么担心。

厄威特的父亲鲍里斯是一名僧人，曾在京都的东本愿寺接受剃度。他在寺庙宿舍帮我找了一个临时住处，那里十分寒酸，连厄威特也大吃一惊。厄威特在父亲去世之后，每次和长子米沙来日本，都会去东本愿寺祭拜，让我十分敬佩。如今，厄威特已经92岁高龄，来日本比较难了，不過他的儿子至今仍延续着这个做法。

因为我身上只有500美元，我只吃最便宜的东西。香蕉在日本很贵，但在纽约，一根香蕉还不到5美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的三顿饭都是香蕉，简直就像大猩猩一样。不过吃了一个月，我确实也吃腻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我悲观地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如今却要死于原子弹爆炸了。波特·格林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进驻首都哈瓦那的路上加入到他们之中，拍到了精彩的照片。为了帮助囊中羞涩的我，格林曾多次找我担任他的助手。康奈尔是罗伯特·卡帕的弟弟，他自己没有孩子，但他成了我在美国的父亲。当时冲印黑白胶卷十分昂贵，他为我介绍了两家超一流的冲印店，并支付了几乎全部费用。

那时，玛格南图片社只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我每天都会到纽约分部的办公室，反复研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所有接触印相，还仔细学习了布鲁斯·戴维森的《东100街》，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帮助。

我还认识了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那就是安德烈·柯特兹（AndréKertész）。柯特兹住在纽约第25大道的高级公寓，他的太太拥有自己的公司，也负责管理柯特兹的作品。他们夫妇二人环球旅行时曾与我和妻子见面，我们一起共进了晚餐。从他们居住的公寓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公园。他拍摄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太太离世之后，柯特兹的独居生活十分凄苦，我时常去帮他采购食材，他家的门卫都认识我。

柯特兹在90岁前后，曾经来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他此行的目的是见我的儿子，并和我一起去他热爱的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