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通》的缘分颇深。先大父景麟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撰成《史通校笺》，书稿后不幸烬于兵燹。1946年2月他受聘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每周课程中有“《史通》三小时”（“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聘函”）。同年8月他又兼职于贵州大学，“奔走于两校之间，任课甚忙，计开有‘文字学’‘声韵学’《楚辞》《史通》等”（《自述治学之经过》）。据他晚年回忆，抗战初期困居家乡时，曾对《史通》“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因此战后“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幾的《史通》”（《剑南忆旧》）。他当时显然是把这门课排在重要位置。惜乎他关于《史通》的研究，已片楮不存。

新近有幸奉读张振珮先生（1911—1988）的《史通笺注》（全2册，凡87万字），该书熔校、笺、注、评于一炉，对明清至今人十数家的校勘训释成果，无不兼收博采，一一详细考辨，确实是一部校勘精审、笺注详密、辨章学术、溯源析流的经典之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注》集校训释评之大成，是今人研读《史通》不可或缺的精善之本。

当代学术界若要找一位刘知幾的异代知己、《史通》研究的大功臣，我想定非张先生莫属。先生研究《史通》逾三十年，“所见的各种版本以及对《史通》的评、释、笺、记等，无不认真研读，仔细推敲，探流溯源，求其本旨”，在《史通》研究上反映了“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笺注》出版37年后，张新民教授又做了最新修订，根据今日读者的需要，增补注释279条，计51000余字，更便于文意的理解。这部父子两代接力研究、凝聚两代学人心血与智慧的书稿，2022年8月由中华书局收入“中华国学文库”中刊印，并荣获2022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中“古典学术类”十佳图书，足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集校训释评之大成的笺注

古籍校注本最值得关注的是校记注释，因其最能见出作者的专业水平。是书释义精要，注释典雅，随注小考证，往往要言不烦，发前人所未发。笺注本事本旨，必穷其源；注释难词难字，必畅其义。或校释并下，或掇异补阙，短的不及一行，长的竟占三页篇幅，一如作者所说，“史注于释文之外，实尚有补阙、考异两项任务”。去取贵严，作注贵博，凡古今大事，《笺注》都能原始要终，究源竟委，寻其枝叶，颐彼泉薮，充分体现出今天学术界研究《史通》所达到的水平。兹不揣浅陋，胪列数例如下：

（一）不放过一字

《笺注》注释详细，小至标点符号，大至段落章旨，无不出注，可谓是不放过一字。如《史官建置》“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一句，前人应注而未注，先生认为：“章和：汉章帝年号（87—88），不是章帝、和帝。”黄寿成点校本，在“章、和”之间加顿号，以为是汉章帝、汉和帝二谥的简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91）。东汉中兴，从光武帝（25—57）、汉明帝（58—75）到汉章帝（76—88），时逾半个世纪。《隋志》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又于东观集新书。”明帝时，“汉东京图籍在东观”，班固等为兰台令，曾著书东观，文治大盛。至章帝章和年间，东观所藏图籍已极丰富，因此才有汉和帝（89—105）永元十三年春（101年），“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的景象。《笺注》认为东汉“图籍盛于东观”，时在章和之后，与史籍记载极相吻合。若按黄氏校本，“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不仅忽略明帝朝不计，而且时间未免太晚。

《世说新语》与《世说新书》，本是同书异名。《杂说中》注“《世说新书》”一条，篇幅长达三页，旨在证明《史通》原文必作《世说新书》。《笺注》先从版本校勘入手，指出传世各版本中的文字已有差别：蜀本、陆本同作“书”，其他诸本均作“语”。后世习称《世说新语》，本无可疑，《笺注》于无疑处致疑：“‘《新書》’之名，果有本乎？”其实，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早已提出，《世说新语》“本题为《世说新书》”，并引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近览《世说新书》”为证，指出宋人所见《世说新书》，唐以后更名作《世说新语》。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称：“刘子玄《史通》所载古今正偏史，今多不存”，焦竑《焦氏笔乘》曾详列《史通》的征引书目，发现“刘义庆《世说新书》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