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群体为表现对象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无论是描绘进城女工困守工厂流水线之苦涩的《外来妹》，还是刻画建筑工人讨薪风波的《生存之民工》，都关注到了由城乡、文化、性别、观念等差异引发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改变人生轨迹的同时必须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然而这些影视作品都经过编剧改编，是虚构的产物，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则首次以纪实的方式和真人化的书写主体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影片以打工诗歌为心脏、以原声朗诵为骨骼、以影像画面为血肉，在拍摄记录打工者的种种难言之隐的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心灵史诗。

《我的诗篇》由吴晓波策划，秦晓宇、吴飞跃共同执导，讲述了六位打工诗人——彝族充绒工吉克阿优、失业叉车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服装厂女工邬霞、矿工老井和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的故事。影片于2017年在中国公映，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中国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等荣誉。影片创造性地选取了新工人群体中具有较高的认知、反思与文学表达能力的打工诗人群体作为表现对象，以平等的视角和让打工诗人自行言说的姿态赋予他们以主体性地位，借助诗歌进入他们的生活与生命，助推他们从工厂走向舞台，从幽狭走向敞亮，从“被代言”走向“独立发声”，即秦晓宇所言的“以血肉有情之诗，为底层世界立言”。借助诗歌和影像，影片再现了打工诗人以诗歌传递心声，书写自身为时代洪流裹挟而艰难前行的生活，并进行文化自救的过程，肯定了他们以不懈奋斗的精神掌握自我命运的决心与勇气。

影像再现生活隐秘，诗歌重塑自我主体

《我的诗篇》的片名涵盖了“我”与“诗篇”两个主体，现有讨论大多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讨论“我”的创作内蕴，而较少从诗歌与影像的审美功能的角度探讨“诗篇”本身的力量。当我们从诗篇进入影片，将目光聚焦于诗人的心灵观照影像，不难发现对外的倾诉仅仅是诗歌与影像的表层功能，其深层价值仍指向对内的重造。

影片以多重影像的交叉叙事再现了打工诗人的生存困境，并以多首诗歌的深入抒情还原了他们重塑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六位主人公的年龄、家庭、民族、地域、职业和性格互不相似，面对的具体境况也各不相同。影片中四位父亲的影像分别指向四种不同的困境：吉克阿优的父亲“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人会缠头巾了”的絮语象征着彝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衰落；陈年喜的父亲瘫痪在床、无力进食的状态衬托出陈年喜独自支撑全家生计的苦痛；邬霞的父亲身患抑郁、两次轻生的举动暗示着邬霞一家生存的艰辛；许立志的父亲轻视诗歌的态度印证了许立志不为家人理解的孤独。挣扎于现实苦海的生存状态和丰富敏感的心灵特质铸就了他们打工诗人的身份，也凝结成一首首消解矛盾、弥合创伤、重塑自我的打工诗歌。

重塑自我的表现形式分为对失意现实的熔炼倾诉和对世事人心的赞美祝福。影片中的打工诗人大多选择了前者：许立志的“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以艺术的哀鸣震荡出生活的苦楚；吉克阿优的“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族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为故乡的文化衰亡写下挽歌；老井的“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将地心深处的扑朔迷离还原于地上人间……然而这些表达诗人切身体悟的诗句在现实中并没有获得人们的理解与共鸣，诗歌本身也并不像诗人想象的那般不可或缺。写下《大雪压境狂想曲》的烏鸟鸟没有因为擅长写诗而在用工市场上受到欢迎，他在招聘会诵读诗歌的举动也只会引来招聘者的质问：“你有没有看到过美好的一面？”“你知道什么是物流吗？物流公司要什么内刊？”失业已久、求职无门的他最终决定放下诗歌、改行杀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