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4日，为期11天的第68届戛纳电影节即将落下帷幕，闭幕式开始前，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组接到通知，全体人员受邀观礼。这是获奖的信号，在此前多份场刊的评分中，该片已得到了入围影片的最高分。

最终《刺客聂隐娘》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当评审团主席科恩兄弟揭晓这一结果时，侯孝贤表现得非常平静，他缓步走上台，语气平和地说：“以前（在戛纳）得过一个奖，但忘了是什么了。”全场响起一阵笑声，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了一种幽默，同时响起的还有掌声，因为这份幽默与他给电影世界带来的艺术风景如出一辙——朴素淡然却又真诚动人。

然而八年之后回望这一幕，恐怕不会有人笑得出来了。2023年10月23日，英国权威影评人Tony Rayns在一场放映会上透露，导演侯孝贤已经息影退休。两天后，这个消息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家属宣布侯孝贤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安心休养。后知后觉中，当初荣耀时刻的那句话不再像是一种幽默，而更疑似一抹伏笔，或者干脆即是一个先兆。

也是在那次领奖后的不久，侯孝贤在一个采访中还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可以“拍拍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无比浪漫的畅想，豪迈而又圆满。但无论浪漫还是豪迈，如今看来，这个愿望都不可能圆满了。

江湖底色

《刺客聂隐娘》的最后，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远走新罗，遍野秋黄中身影寂寥，呼应着整部电影的那句题眼：“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七个字是引发侯孝贤改编这则唐代传奇故事的核心冲动，亦是他欲借作品流露的某种自况。

同类遍寻不得，同伴却是侯孝贤不曾缺少的。2020年第57届金马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侯孝贤，在这场几乎是他近几年来最后一次露面的盛典上，为其献上荣誉的是一支16人组成的颁奖团。这个颁奖团里的每一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影坛乃至电影史上光彩闪耀的名字，而当他们汇聚在一起时，便只剩下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侯孝贤的合作者。

知名导演通常都会有自己惯用的班底，但如侯孝贤团队这样稳定而持久的却也不算多见，甚至作为颁奖团代表的摄影师李屏宾说，他们这些人和侯孝贤的关系就像是儿子与父亲。如此坚定的追随，已不仅仅源于志同道合，更来自侯孝贤颇具江湖风范的义气感召。就连学者戴锦华都说过，侯孝贤是一个通身豪气的大哥。

这是自幼培育出来的习气。侯孝贤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天生体弱的哥哥，父亲也有肺病，于是从小乏于管教，野蛮生长。加之他所生活的台湾南部小镇凤山，混杂着乡土民间的生猛与离乱时代的动荡，久而久之便浸润出一个打架、赌博“无恶不作”的坏小子。

作家朱天文第一次见到侯孝贤，便想象过他童年的样子：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真实的情况的确几无差别：初中时，侯孝贤加入了一个名为“双环”的帮派，常常与别的帮派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家里的床下藏了许多把刀，有一阵子他每天磨刀，磨完之后就放在身上，叫两个人一起去巡街；帮里有个小个子总被外面的人欺负，每次都是来找他替自己报仇。

“假使我没有干电影的话，我一定是一个大流氓。”回忆起暴戾的年少岁月，侯孝贤后来也曾如此感叹过。不过当初的荒唐，并非全然出自青春的躁动，也是根植在家庭与时代创痛之上的苦果：“我一直在往外跑，其实知道（家里）有一种无法靠近的悲伤。”

原本，侯孝贤应该是广东梅县人，1947年出生。在他出生40天的时候，时任县教育局长的父親带学生到广州参加省运会，偶遇了从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的校友，对方即将赴台中当市长，便邀请他担任市府的主任秘书。父亲去台湾转了一圈，觉得不错，就托人把全家接了过去。起初只是打算暂居几年，孰料没多久风云突变，来时的路再也回不去了。

异乡的潮湿气候摧毁了父亲的书生之躯，在侯孝贤的记忆里，父亲的许多时光是在疗养院度过的，就算回到家中，除了咳嗽，父亲也总是沉默的，既怕传染孩子，也带着某种无言的哀愁。从前是小学教师的母亲成了彻底的家庭主妇，独自照料一大家人，又没有娘家可以依靠，渐渐地生出郁闷，跳过海割过喉，屡次未遂，脖子上留了一道长长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