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的和美学的道路
作者 张清华
发表于 2023年12月

我与周荣之间的交集可谓既早又晚。早的是,她在读孟繁华教授的研究生之时,我们就已经见过面了,十多年前孟老师常常在沈阳师范大学组织学术会议,我也常常去混会,与孟老师的学生自然也就认识了。后来周荣又做了《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其间文字上的交集就更在所难免。但这些都属于一般的交往,还没有让我对她的文字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周荣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们之间便有了专业和文字上的不解之缘。我遂对她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

这算是一个交代,意味着我来写这篇文字,有了一点点“知人论世”的名分和意味。但实在说,依然不能算是真正合格的知人论世,只能算是一个勉力成文的理由。

在我的印象里,周荣是个朴实而又低调的人,为人和谈吐都非常谦逊,还有因为平常的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这工作给她养成了一个认真甚至较真的习惯,常常因为文稿的事情,用了柔和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来与人交谈。这是我对她的基本印象,想来孟老师和曹霞等在之前的文字里,已经对她有充分的介绍,不劳我在这方面饶舌了。

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周荣的研究与批评领域相当宽阔。但最有特点的,主要有这样几个面向:一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路翎的研究,可以说表现了相当敏锐的眼光与十分不俗的见识。这是她迄今成果最丰硕和坚实的一个领域,2017年她出版了个人生涯中第一部专著《超拔与悲怆——路翎小说研究》,这部论著可以说奠定了她作为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地位。即使放在整个路翎的研究、“七月派”研究的视野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对于饱经苦难的作家来说,也足以称得上是一种慰藉了。路翎之外,“十七年文学”中的其他作家作品,周荣目前涉及似乎尚不够多,但已显示出了纵深的视野,本期同时推出的她的《知青文学的“晚生子”或革命文学的“亲生子”——重读〈血色黄昏〉,兼论〈青春之歌〉》就堪称是一篇富有启示性的好文。另外,基于她个人的生活经验,周荣关于当代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与评论也是比较集中的,特别是关于班宇、孙惠芬、老藤、李铁等的创作,她从特定的历史、地域、民俗文化视角,给出了相当精细的分析评论;除此之外,就是数量也相当可观的即时性的批评文字了。

时下,关于“十七年文学”或“前二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年轻人中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复兴。与前些年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的路径不同,近年的此类研究,在方法思路上又有新变化,特点是以历史研究兼社会学研究为主,大量史料被挖掘或重新处置,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但也有某种隐含的倾向,就是主体性与价值判定的暧昧与缺席。这也让人产生隐忧,就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和其文学产品的态度,过去在80年代以后曾有过的那些看法和结论近乎失效,很多问题以“客观”和“中性”面目重新提出,或是完全将历史判断倾向予以搁置。再者就是研究者已不太在乎基本的“文学性”因素与标准,将文本完全当作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社会学和政治学文本来进行处置。由此,某些在文学价值上本乏善可陈的现象与文本又被反复耕作,成为当代文学庞大的学术生产的一部分。我对此当然首先要表示致敬,丝毫没有否定这种趋势的意思,只是就其中表现出的去人文化的、文学性标准缺席的倾向表示一点担忧。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肯定周荣的研究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她之所以聚焦路翎的研究,是因为这位苦难的作家在特定年代中坚持了人性深度的探索,坚持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内核;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地随波逐流者,才蒙受了历史的重击。某种意义上,重新研究这类作家的历史遭际,探讨其文本中的复杂构造,既是真正的历史主义与历史正义的精神追求,也是重估與重构特定年代文学价值的必由之路。周荣抓住了路翎研究中的关键所在,也诠释出了他写作的种种矛盾与困境,写出了他与时代之间的汇合与抗拒、砥砺与屈从的复杂关联,从而把路翎的研究,从忽左忽右的一边倒,还原至复杂的历史真相中。以《不彻底的蜕变——“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及其工业题材小说》这篇为例,周荣即从路翎的写作困境出发,深入探究了作家在努力适应与投合时代要求的过程中的蜕变与坚守,探幽析微地解释出了其作品内在意图的自我矛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此一时期写作者普遍的境遇,唯一的不同是路翎有着更多的内心痛苦与挣扎。

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以和谐光明的大团圆结局,路翎1940年代创作中的悲怆愤懑一扫而光。这些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对新社会新生活高涨的热情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写出《饥饿的郭素娥》《棺材》的路翎吗?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历史变革的“对接”会如此顺畅吗?就在不久前还对王贵与香香大团圆的故事结局发出质疑声音的路翎彻底变了吗?①

上述发问当然是为了给出论者对现象的深度剖析。接着周荣便敏锐地指出,“在某些不经意的细节处,在某些微妙的言语中,小说又传递出与主题基调相悖的信息和态度”。这才是路翎,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的整齐划一之间的不幸龃龉与摩擦。在周荣列举的大量例证中,《女工赵梅英》是最典型的一个。在这个小说中,路翎塑造了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矛盾的女性,她原先卑微而不幸的身世与遭际,在她的性格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虽然已经成为一名新社会的收发员,但她原本自卑而强横、颟顸而虚荣、好逸又恶劳的性格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她在工作中不愿认真投入,所以分拣的物品屡屡出现问题,当受到批评时则以骄横跋扈撒泼打滚的方式来应对。她既不会处理与工友姐妹之间的关系,又抗拒干部对她的教育改造,所以只能靠一味示强和不计后果来逞面子。路翎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充分发挥了他的“主观意念”与精神分析,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可谓栩栩如生。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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