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清之际，中国的对外贸易极其繁盛。自17世纪中叶起，欧洲人已开始大规模地把中国的珍贵商品如中国茶、瓷器、蚕丝、漆器、家私、壁纸、扇子等，从中国带到欧洲，激起欧洲人的热情和追捧，并渴望接触到这些珍贵神秘东方文明的特殊商品。在频繁的东西贸易交流中，外销画应运而生。外销画作为一种专为出口而产生的商业画作，为满足外国商人对东方大国的神秘想象，外销画的内容广泛，描绘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外销画又以女性题材尤为突出，女性题材的外销画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传播了中国的女性形象，并延续了欧洲对东方大国女性形象的想象，画家为了突出她们的“异国情调”的东方女性特质而细致地描述了她们的美貌和艳丽，以理想图像替代真实女性的风气达到了顶峰。

全球贸易产生的跨文化相遇和资本积累，不仅使得外销画中国女性形象对外传播得以可能，而且新的阶级的崛起使得新的美学感性和身份表征尤为迫切。这种新的美学感性和身份表征既是美学的，又是商品的。

一、晚清广州外销画的女性形象传播构建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热潮使得广州的外销艺术品大受欢迎，从绘画到瓷器、牙雕、漆器、雕刻、家具、墙纸等，都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时广州的外贸机构名为“十三行”。著名学者屈大均曾以“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来描述了广州十三行的兴旺发达，这一发展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清代外销画再现了昔日广州十三行繁华景象，“再现”一词意指“再次呈现”，“再现是‘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它可以是以一定方式被再现或改编成媒体代码的物、人、集团或事件”①。

日本学者山内喜代美在《广东十三行考》日译本的“序”阐明了十三行对国外理解中国社会及经济组织有极其重要意义。由于大多数人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者其他传媒来感知异国形象②，当时畅销欧洲各国的广州十三行的外销画，以图像为媒体，有意无意中起到了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作用。

与西方的自由经济不同，中国的贸易与国家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外销画的兴衰轨迹也受其影响。外销画虽然繁盛一时，因国门的关闭与战争兴起，外销画在十三行迅速消失，以至于无所传承，需要今人对其遗存重新进行打捞。一如《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所谈论的：

外销画制作的时期仅有两百余年（18世纪至20世纪初），它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繁荣，也在剧变的历史洪流中快速消逝无踪，且未在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这在中西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经过两百多年的岁月，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批绘画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具有不能否认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他们是美术史之外的“美术”，是文字记载之外的图绘历史③。

女性题材的外销画在对外贸易中数量之庞大，其重要性地位不容小觑。女性题材的外销画展现的正是十三行外贸中，受到外国人青睐的中国女性形象。女性在这些画作中被视为观赏的客体，女性外销画集中展现了外国人眼中中国女人的样貌。随着技巧的不断提高，这一领域的创造力不断增强，并且以更加丰富的形态出现。例如，纸质的水彩、水粉、通草纸、壁纸、玻璃、油墨等不同的绘制工具，以及广泛应用于陶瓷、家具制造的技法。经由多元的表达方式，女性题材外销画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建筑物、装饰品、家具等，还深深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并且为中国的艺术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使中国的外销画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的视觉文化之中④。这些女性形象既有来自中国古代宫廷和官家的女性，也有平民女性。在人物形象和绘画技巧上，这些女性形象结合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风格和西方肖像画的特点，融合了中西风格，并根据海外市场的喜好形成了特殊的形象风格。外销画里的女性形象再现，在差等秩序世界里以女性图像的形式，以利益共同体构建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存在价值。

“形象”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诰命》疏注中。殷王武丁夢见天帝送给他一个助手，令百工依据梦中所见“刻其形象”，“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去民间寻找。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形象一词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首先是指人、物之相貌形状；其次是指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使人们产生印象观念思想及情感活动的物质；最后，它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⑤

在跨文化研究看来，“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若有若无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⑥。就其产生的机制来看，形象是一种关系，形象的再现是建构“他者”与“自我”之关系的叙事⑦。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对异族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历史铰接在一起的，但它并非历史的“代用品”，更非历史的影像⑧，而是基于对历史背景及其中权力关系的梳理上的一种书写。晚清外销画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程式化和标准化，这使得它们的构图和人物造型变得极为相似，从而使得它们的可替换性不断增加，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图像志特征，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流行风格和大众的喜好。许多艺术作品的形象千篇一律，仿佛一位美丽的女性在不断变换着她的服饰和道具，而大多数的艺术品都没有明确地描绘出女性的姓名和来历，因此可以被任意赋予任何身份。正如法国学者Francette Pacteau提出的：“‘真实女性’的缺席是美人属性的必要支持。”⑨对于媒介中存在的刻板化的女性形象，凡·祖仑进行如下概括：“媒介反映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并对女性实行符号化灭绝，不是根本杜绝女性的出现，就是将其塑造为刻板的角色。”⑩其他一些研究，譬如弗兰兹瓦对美国期刊的研究，哈马丹对马来西亚女性期刊的研究都得出相似结论：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矮化、物化，她们常常以传统角色，譬如妻子、母亲或女儿的身份出现，性格温顺被动，并且相貌、年龄是考察这些女性价值的重要指标。媒体总是不断强调她们具性别特征的外貌、服装与私生活，拼命地想找出她们与男性的差异性，并且强化社会的理想型外观，建构女性追求美貌的迷思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