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1930—2021）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的当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但是李先生自己并不愿意别人称他为“美学家”，似乎对“哲学家”的名号也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思想者”①。我的老师蔡仪研究员与李泽厚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但我“门派”意识很浅，甚至对所谓“门派”十分反感，對朱光潜、李泽厚等所谓“对立派”的美学家怀着深深敬意。20世纪80年代我与朱光潜先生有过书信往来；与李泽厚先生，因近在眼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而他在哲学所，同一个大院）更有所接触，1980年我还在他主编的十六开本《美学》杂志（它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名气）上发表两万多言的长文《论个性》，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赞赏。

我从李泽厚先生那里获益匪浅，虽然平时与李先生交往很少，但在学术研究中时常“相遇”——甚至在他逝世之后。这不，近几年我在撰写《宅居谈诗》一书，又同李泽厚先生“遇”上了……

一、“偶然”和“秩序”

“偶然”和“秩序”，这是李泽厚先生所论述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以前我没有在意；而近日，李泽厚晚年的友人马群林在其新书《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当中重新加以记述，引起我的思索；从李先生那里，我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偶然”和“秩序”，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诗学问题；借助于李先生关于“偶然”和“秩序”问题的论述，人们对于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的特征，将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鉴赏，也会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乃至指导意义。李泽厚先生说：

偶然问题。后现代哲学把它讲得很充分，我就不展开了，只简单说几句。《批判哲学的批判》和几个主体性提纲，就是强调偶然以对抗当时盛赞的必然性、决定性。在自然领域，有人胡说量子也有“自由意志”，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偶然”，量子力学不是机械力学和传统决定论所能解释的。但偶然又不是毫无因果、毫无秩序可寻。量子力学也有概率性的规则在。审美和艺术是自由性、偶然性最大的领域，我曾以DNA来比拟其多样、复杂和变异，但也仍然有秩序可寻。我在《认识论答问》（2008、2010）中又强调了秩序和秩序感的重要。我说“天地有生之德”的“生生不已”正是靠秩序而维持，“日月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这“行”这“生”这“法”这“美”便是秩序，却又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所以才有“以美储善”“以美启真”。“情本体”哲学指向的是这个神秘的宇宙存在及其秩序和偶然性。②

李泽厚先生强调“审美和艺术是自由性、偶然性最大的领域”，的确如此。其中的文学和诗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文学是人学”，诗更是人的“心灵之学”。而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它的产物），他的人性，他的心灵的本性，浸透着“自由性、偶然性”。李泽厚进一步解释说：

历史更充满偶然。从人类看，所谓“必然”也只是从千百年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如工具的改进、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但对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却没有这种必然；相反，无不充满着偶然。

我要强调：历史上的“必然”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种“从千百年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的“必然”，作为“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的你我，可能从感性上不易于觉察，所易于觉察的或能够亲身感受的，往往是眼见的“偶然”。哲学家的智慧思维，历史家的理性考索，必须注意那“必然”（当然也不能忽视“偶然”）；而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眼睛瞄准的，往往更多的是身边的“偶然”——那些现实中“无不充满着偶然”的非常感性的存在。写“人”的作家，写“心灵”的诗人，就“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总是常常盯着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读者看到的似乎也全是“偶然”、是“巧合”——嗨，事情怎么总是这样“凑巧”？所谓“无巧不成书”者也。当然，那些高明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诗人却并不无视或忽视“必然”的存在，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似乎看不见的“必然”隐含在“偶然”之中——他所写的“偶然”，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其实是“积淀”着“必然”的“偶然”。因此，“偶然”的存在，这是文学和诗“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偶然”和“巧合”，不必感到惊讶或大惊小怪。倘若没有“偶然”，没有“自由性、偶然性”，文学和诗也就成了死板的、无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没人待见的劳什子。你喜欢这样的文学和诗吗？真正的文学和诗绝不能缺少“自由性、偶然性”。你看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多么“自由”？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里有多少个“偶然”？

但是，可能有的人把小说、戏剧、诗歌里面这种“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视为“神秘”，并竭力加以宣扬。我在《宅居谈诗》中批评了某位诗人将诗“神秘化”——说什么“很多时候，最美的最神秘的事物，它就是一个发生，无需你去弄明白它确切表达了什么”，“诗歌的奇异之处，还在于它给心智之成熟添加了一点不可知的、不可说以及一点迷惑”，云云。我对这位诗人的某些说法持怀疑态度。说诗有“不可说”的因素，我同意，因为诗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卞之琳在《关于〈圆宝盒〉》（见《十年诗草》附录）一文中就说“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但是若把“不可说”等同于“不可知”，就离谱了——我认为，这是把“偶然”误解为“神秘”、误解为“不可知”了。“不可说”并非“不可知”。对这种“神秘”说和“不可知”说，我实在不敢苟同。还是用“偶然”来介说它比较合适，而不要用“神秘”或尽量避免“神秘”这个概念——因为，一“神秘”，就可能导致不可知；而“偶然”则不同，虽然它“充满着千变万化”，却并非绝对不可知。其理由，并不难理解：“偶然”虽然“多样、复杂和变异，但也仍然有秩序可寻”；既然“有秩序可寻”，就不是完全“不可知”；不是完全“不可知”，就不“神秘”。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天地有生之德’的‘生生不已’正是靠秩序而维持，‘日月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这‘行’这‘生’这‘法’这‘美’便是秩序。”

总之，虽然世界充满着“偶然”，但“有秩序可寻”，就是不“神秘化”。说了这么多，一句话：我还是重申并坚持《宅居谈诗》中的观点：不赞成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神秘化”。

二、关于继承中国古典诗学

再一个问题，即我在《宅居谈诗》所谈如何继承中国古典诗学（“诗文评”）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表述风格，也想起李泽厚的一些思想，并与他在《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中相遇。

这些年来，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反省自己多年来做学问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和文风，时感不安。回顾和检索自己半世之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工作：我曾经（特别是早年）那么热烈追求理论的“体系性”“系统性”，我曾经扬扬自得地本着“思辨性”的宗旨，撰写那些板着面孔、冷冰冰的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有“体系”有“系统”的文字——自己的思维几乎完全被这种“体系”“系统”所框住了，形成一种非常死板的思维模式、思维定式。对我早年的这些文章、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我发现许多读者并不喜欢，甚至沦落到“姥姥不爱、舅舅不亲”的地步。这些年我不断反思：好的“体系”“系统”当然不能否定，但是像我这样的所谓“体系性”“系统性”的理论构架和思维模式，对美学建设究竟有多大好处？对读者究竟有多大益处？于是，我想改变自己以往美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2020年疫情宅居期间以书信形式写《宅居谈诗——与邵燕祥论诗书》（其中大部分篇章已见诸报刊），就是一次有意识的成规模的试验；2022年写的《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发表于《南方文坛》）和《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手记》（已载入《宅居谈诗》），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试验。其中，《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这篇长文，对这位诗人的许多诗歌作了类似古人的所谓“点评”；而《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手记》，通篇都是点评，可以看作是当今的“诗文评”，不讲“系统”或“体系”，只是依据自己读诗的片刻感受、体验和领悟，信手拈来，随感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任意挥洒，尽兴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