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文化、河南文学，我不准备再多啰嗦些什么了，那样只会暴露我言语的笨拙。从根本上讲，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实非个体思维能洞悉道尽的，而之前连续十章（含绪论）论述跋涉也让我意识到，无论语言还是方法，自己都已站在了“我”的“极境”或“边际”。

《中原文化与20世纪河南文学》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读者直观的阅读感受估计是长。除《李季论》外，其余各章均不落两万字。绪论和姚雪垠一章各四万余言，徐玉诺一章七万多，原以为这是最长的了，孰料还有八万言的《刘震云论》等在后面。倘是别人写的，我可能会劝他“割爱”，但置于自身，不免觉得毕竟有些价值。它们真切地标记、绽现了那已然逝去的十多年岁月，包括我的生活、思索和成长。都云人生如梦，梦醒之际了无所得，可梦中的确、明明有世界啊。看一个人认真、耐心地“做梦”应该有所益处。我能保证的是，这里你不大会感觉学术的枯燥的，它也绝不止于知识的推导铺陈。事实上，在所谓的学术研究中和豫籍作家的相遇、相识，对我宛然已成命运的开示。

2017年写毕《师陀论》不久，突来一场大病，一切都停顿了。康复的时间很长，我做了最糟糕的打算……曾思忖生病的原因，一个念头突然晃过：莫非是文章写得太“透”、话讲得太“深”了？古训有云，察见渊鱼者不祥，而我自来相信病由心生……一年后，重读之前写的文章，我惊讶于其中情绪与思考的跌宕，那么熟悉，又如此陌生。可以肯定地讲，这绝非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作品，其主体应该来自一个与我相连的世界、地方。作为研究者，虽免不了贪大求深的弊病，但总体而言，我属于素位而行的倾听者、理解者（这是论述的原则与自律），我“碰巧”或“幸运”地引出、记下了那个叫中原、河南的地方“心声”。我开始修改之前写的《姚雪垠论》，并着手准备《李佩甫论》《刘震云论》，写得很慢、很慢，生活的车轮就这样辘辘前行。

有朋友反映，在我的文章中能感觉到明显的对话性，这话听来颇可欣慰。毫无疑问，经过这几年与豫籍作家的特别“相处”，他们已成了我的“老朋友”，是我人生历程和生命体验里不可剥离的部分，说是里程碑也不为过。就书写的角度而言，朋友自然比所谓“文章”重要，言说的准确性肯定高于“深度”与“创意”。

时间上溯到2010年，我构思了本书的绪论部分，一些核心概念如“弃儿”“创伤”“寻根”等，都在此间渐趋成熟、清晰。具体个案的探讨则要推至2012年了，其中最大的困难、考验就是论述本身：如何在文学与文化、个体与地方、个别与历史之间建立起自然有效的联系、对接？这大抵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最让人着迷、也至为棘手的基本问题。借用王国维的话，即内与外的关联。论述既要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但谈何容易！从道理上讲，王国维所说亦不究竟，他忽略了内与外是彼此澄清、塑造的。就本书的论述而言，断不会出现一个摆在那里的现成、外部的地方文化或历史，当我们谈及文化和历史时，它们已然是理解或“文学”之物了。在这个意义上，外即是内，内亦是外。我在绪论中用粗体字强调：“河南对中原文化的领受绝非那辉煌元典的中国传统，记忆定格在传统光华渐褪、消逝的昏暗中。”原因就在此地。“昏暗”一词为后文的论述预留了空间与伏笔，它既是文化创伤的物质显形，亦指向内心的某种烙印与思维状态。

倘若认可内、外一如的道理，论述的考虑就变得相对单纯了。我以为，要呈现地方文化的迁变运行，只能从属“内”的个体、文学入手。真的把“内”讲清楚、说透彻了，那么属“外”的地方文化、历史自在其中，它们均为事后认出、识别、附加的“东西”（诸如称谓、概念等）。

在文学与地方河南之间，我的立足点是对创作主体的精神深描，这显然不能再拘于传统的文本分析，深描本身即意味着立体、综合、历史的考察。当初的设想是把创作者的文学活动（包括人际交往、访谈论争、日记信件等）统统纳入研究视野，但如何把纷繁的材料有机地组织起来或曰“文本化”，我并无明确的方法。于是，一切又回到了论述的“症结”：如何连接外与内？地方与文学、历史与个体的“通道”，在哪？

2012年，我在摸索中写出了本书的第六章《现代中原“化石”——乔典运论》。从书写顺序上看，它是本书九则个案中最早完成的比较符合我理想的关于地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论文。该文当年获得了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第一名，有论者说，此文写出了“一代人的文化”。这对我实属意外的鼓励，但我依旧说不出地方与文学间的论述方法。

我很感谢乔典运——这是笔者事后能道出的最切实的体会——感谢这位善良聪慧又有些自卑窝囊的老人！是他把我引入了中原河南的精神内部。此文最终的解释（包括结论及阐述路径）跟我最初的构想存在不小的参差。如果说论述开始阶段还只是属于趨近对象的试探、搭话，那么到后来，我所能做的就是倾听并尽可能准确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