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1918—2018），原名刘同绎，香港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等，尤其是其“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对倒》和《酒徒》，成为香港“南来作家”新南方写作的典范之作，之后启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与《2046》，赢得良好声誉并产生广泛影响。他生前享有“香港文学泰斗”之誉，2001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但他自己却说：“我是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这可以理解为其香港写作的起点是在上海。2010年7月27日上海《东方早报》曾刊登过一篇对他的专访，其中他有这样一段回忆：

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现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以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①

从刘以鬯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20世纪40年代，20多岁的他曾在上海办过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过不少非商业性的纯文学书籍，“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他出版；第二，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40年代末他离沪赴港，“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抵港后却发现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第三，由于“打仗一路打到南方”，他不得已滞留香港，“回不去了”。这段口述，告知读者当年刘以鬯为何离开出生地、居住地上海，而事先并无征兆突然去了香港，然后“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成为香港“南来作家”中新南方写作的佼佼者。

然而，笔者以为，这段口述，仍然留有不少历史之谜，比如：第一，刘以鬯40年代创办了一家什么出版社？出版社设在何处？第二，徐訏为何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年仅20多岁的刘以鬯出版？第三，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哪些“中国老作家”的作品？如此等等，需要我们去考察和找寻答案。笔者通过多年来拜访刘以鬯先生，以及对他20世纪40年代创办的怀正文化（出版）社原址的寻访和对其出版的“怀正书系”的梳理，终于釐清了刘以鬯与徐訏、刘以鬯上海故居与怀正文化（出版）社、刘以鬯与“怀正书系”及其作者之间的关系。

一、刘以鬯与徐訏及《风萧萧》等出版

众所周知，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从1943年3月1日至1944年3月11日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风靡大后方，以至于1943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徐訏年”。当时担任《扫荡报》副刊主编的先是陆晶清女士，后由年轻的刘以鬯接棒。原在沪上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刘以鬯，怎会抵达重庆，并且还和徐訏相识相熟？起因是他父親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对他作出的人生安排。其父亲刘灏，字养如，自号怀正主人，毕业于上海教会学堂。早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的英文教师兼校长的英文秘书。经考证刘以鬯在沪有两处居所：赴重庆前他住在胶州路196号（属于公共租界，也称英美租界——笔者注），隔壁186号就是《西风》杂志主编黄嘉德（1908—1993）、发行人黄嘉音（1913—1961）兄弟的家，所以他说曾在隔壁见过张爱玲等名人，她是来交稿子的。第二个家在忆定盘路（今为江苏路——笔者注）559弄99号三层连体楼房A栋（B栋则属其兄刘同缜——笔者注），是刘养如出资“越界”（即在公共租界以外）购买地皮，专门请人设计建造的。1947年上海老地图上还明确标示出“刘宅（怀正文化社）”字样②。

1941年夏，主修哲学的刘以鬯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上海“孤岛”（租界）即将沦陷。他父亲十分担心，让儿子即刻离沪去渝。刘以鬯拿着父亲的几封亲笔信，一路靠父亲的熟人接待和安排，“千里接力”，辗转浙、赣、桂、黔、川数省，方抵重庆。路途巧遇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先生，刘以鬯与他同行赴渝。刘以鬯后来回忆：“他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在前往赣县的途中，我背部生疮，他亲自为我敷药。”③以致日后刘以鬯初遇年长十岁的徐訏，提及此事，两人便一见如故。抵渝数月后，偶遇刘父的挚友、《国民公报》社长曾通一先生，曾社长得知刘以鬯正在找事做，便安排他进报社当了副刊编辑。后来，圣约翰大学同窗杨彦歧又介绍他去《扫荡报》（该报1943年春由张治中奉命在重庆重建，属抗战时期官方大报——笔者注），收听、记录英文新闻广播。他觉得该报更能发挥其精通英文的特长，于是就身兼《扫荡报》和《国民公报》两职。刘以鬯此后长达60余年的编辑生涯，从重庆开始，并且很快崭露出非凡的组稿编辑天分。

经由杨彦歧介绍结识徐訏后，刘以鬯与他就常常见面。刘以鬯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訏不但常有稿件交给他发表，还经常介绍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他。《扫荡报》副刊主编原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陆晶清女士，她于1944年赴英国后，该刊便由刘以鬯接手。刘以鬯才20多岁，以一己之力编辑《扫荡报》和《国民公报》两家报纸的副刊和《幸福月刊》杂志④。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经刘以鬯之手首发于《扫荡报》副刊。当时徐訏的《风萧萧》即将连载完，黄少谷社长问他有无“既叫好又叫座的长篇小说”的人选，刘以鬯答：“老舍是最理想的人选，他的小说写得很好。”黄社长便写信向老舍约稿。“过了几天，老舍的稿子就寄来了，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写的很整齐，连标点符号都很规矩，有的地方也有删改，但改的很小心。题目就是《四世同堂》。”⑤《四世同堂》自1944年11月10日起在《扫荡报》副刊连载近一年（至1945年9月2日刊毕——笔者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长篇小说杰作，不能不让人赞叹刘以鬯慧眼识珠，具有非凡独到的编辑眼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扫荡报》易名《和平日报》，要在上海建立分社。刘以鬯回到上海后，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和平日报》副刊，前后大约一年。经查，《扫荡报》正式易名《和平日报》是在1945年11月，由重庆方面发布：自1945年11月12日孙中山80诞辰之日起，各地《扫荡报》统一改名为《和平日报》。《和平日报》南京版出刊于1945年11月12日；而上海版则于1946年元旦日出刊。此时已有“在重庆办报纸副刊的经验”的刘以鬯，有了一个新的志向和目标：创办一家纯文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笔者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曾向刘先生问及20世纪40年代在沪创办怀正文化社的事，他亲口作答：“抗战胜利后，我随《和平日报》复员回到上海。父亲已经去世了。由于自己对中外文学的喜爱和在重庆办报纸副刊的经验，我就和哥哥刘同缜商量办一家出版社。房子也是现成的，不用到外面去另租，出版社就设在自己家里底楼，二楼做书库。”⑥此后，他哥哥就成了怀正文化社的发行人。1946—1948年间，该社出版的所有书籍的版权页上都印着“发行人刘同缜”的名字。而“怀正”这一名称，也是源自刘宅“怀正堂”之堂名，取其“浩然正气”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