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醒龙1992年发表《凤凰琴》，距今已有整整三十年的时间，由《凤凰琴》改编、续写而成的《天行者》于2009年出版，也已过去了十三年。在岁月的无情销蚀下，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在历史的岁月中已渐渐蒙上烟尘，但《凤凰琴》《天行者》中所书写的一群山村小学民办教师的故事却有着永久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这与刘醒龙在作品中对“苦难”的恰当处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苦难作为人类人生经验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苦难叙事在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就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定力量”①。通过对苦难的呈现，文学作品的内涵将更有深度与力度，给读者带来更强大的反思能量，同时，“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②，苦难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往往能直接穿透生活表面，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与时代痼疾。从1992年的《凤凰琴》到2009年的《天行者》，历经十七年的时间，作者续写了第二部《雪笛》与第三部《天行者》，最后与第一部《凤凰琴》集结出版为《天行者》（以下统称为《天行者》），并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续作中，界岭小学这一群民办教师的故事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叙述，故事中的每一位人物也都拥有了相应的结局。继张英才转正之后，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相继迎来了前来支教的夏雪、骆雨、蓝飞等人，支教的年轻人来了又走，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三人却始终坚守在界岭深处，几十年如一日地燃烧着自己的精力与热望。他们的生存境遇随着界岭小学中发生的新事件不断地变化与起伏，但有一样东西是恒常不变、贯穿始终的，那就是苦难。苦难作为一种已知与未知并存的状态，从未远离过他们的人生，只要他们还身处遥远、落后、偏僻的界岭，不管是民办教师还是苦苦追求的“转正”为公办教师，苦难的阴翳始终笼罩在界岭，笼罩在这一群默默无闻的教师身上。此外，人生中的波折与突变也在威胁着他们本已羸弱不堪的命运，这群民办教师在一种被时刻压制与毫无希望的生活状态下，还需要承受“巨石”般的灾难随时降临的可能性。

一、苦难，作为一种现实写照

《天行者》是对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曾经历过的苦难做出的现实写照，不论是从作者的个体经验出发还是根据真实资料记载，20世纪下半叶至世纪末民办教师的生存境况十分艰难是被社会公认的事实，刘醒龙的小说则反映出了这一基本事实。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秉承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深入现实，将20世纪后半叶乡村民办教师所面临的苦难情境进行了真实、客观、细致的再现。

首先，界岭小学民办教师的故事来自于作者的个人直接经验，他所描写的界岭小学有真正的原型。“刘醒龙出生于黄州，成长于英山，先后工作于英山、黄州和武汉，他用西河镇、界岭、圣天门口、黄州、武汉等精心构织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鄂东，于此自由驰骋文学想象，实现文学理想。”③界岭是一个镌刻着作者本人成长经历与生活印记的地点，在2020年8月纪念作家姜天民逝世三十周年的文学座谈会上，“刘醒龙长吁一声，情不自禁地透露出埋藏心中近四十载的秘密——界岭小学的原型正是英山县孔家坊乡的父子岭小学”④。刘醒龙正是在英山工作生活期间写出了《凤凰琴》，他更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直接道明了他的创作缘由：“那时他刚从英山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跟一位副馆长下乡搞文化站建设，工作之余，喜欢到四周的山野里走走。有天傍晚，他爬上乡政府左侧的山岗，忽然发现半山腰的几间土坯房前，树着一面国旗。旗杆是用两根松树杆捆扎而成，旗帜经过风吹日晒，已经见不到鲜红的颜色。那面国旗下面，有一所小学，就是当年的父子岭小学。此后，一连数日，刘醒龙每天傍晚都要爬到那道山岗上，望着那面在晚风中飘荡的国旗，心中也禁不住漾起阵阵情感的波澜。”⑤刘醒龙在将生活中的真实素材转换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以极其严谨负责的态度取材加工并创造，他曾坦言道：“无论是在青藏高原深处，还是在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我也要进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⑥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贴近现实，以严谨负责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刘醒龙在创作过程中现实主义精神的最佳体现。

其次，据王献玲的《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可得知，民办教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民办教师主要集中在贫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越是經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民办教师的比例越大，也就是老、少、边、山、穷地区”⑦。同时民办教师中的诸多问题如“亦教亦农的尴尬境遇、低待遇、‘民转公’的艰难期盼、极度的心理屈辱与精神压力”⑧等，在刘醒龙的叙述中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如故事的主人公几位民办教师所任教的界岭小学，“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⑨。然而那并不是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而是被用来激励与警戒的反面教材：“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界岭所在地是极为偏远的山区，与此相应的是极其落后的教育状况：“界岭那一带除了山大，除了盛产别处称为红薯的‘红苕’，还有吃东西不会拿筷子的男苕和女苕，更以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闻名。”当张英才得知要去界岭小学代课时，他“耳朵一竖”，母亲“不相信”，父亲“脸色变了”，这些微小的细节描写都充分证明了界岭小学在当地可谓“臭名远扬”，被“外界人”所深深嫌恶。事实上，作者通过张英才视角呈现出来的界岭小学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拉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界岭小学的办学条件已经不仅仅是“简陋”二字可言，而是能够维系下去都已实属不易，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生活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之中。“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余校长的这句话正道出了界岭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即经济条件的极度落后。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三位民办教师单薄瘦弱的肩上背负着整个界岭教育的未来与希望，因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他们三人不仅要担起教学任务，孩子们手中的油印课本是余校长刻的，直到他手上生了大骨节再也刻不动；学校里二三十个学生因为家太远都要寄宿在余校长家，孙四海在教学的同时还种着一块茯苓地，这块茯苓地在学校陷入困难境地的时候都不得已直接充了公……孙四海低声说的那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直接道出了民办教师被拖欠工资的辛酸事实。那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本是节奏欢快的一支曲子，但在孙四海与邓有米的演奏下，“那旋律慢得别扭”，“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如泣如诉的笛声是他们长期身为民办教师复杂心绪的无言传达，不甘、痛苦、决绝……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轨迹之下的精神痛苦都通过苍凉的笛声表达了出来。从界岭小学的物质设施条件、基本教学情况到老师、学生的衣食住行，再到对民办教师之间对于“转正”迫切却又遮掩的微妙心理的刻画，作者对界岭小学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描写，切中实际、感人肺腑。刘醒龙不仅关注到了民办教师这一群体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历史阶段中的真实境况，并且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正视他们的苦难，忠诚地为民办教师群体画像。

最后，刘醒龙对苦难的书写是层次分明且清晰的。有人对“苦难”进行分类：“所谓苦难，从狭义的个体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和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例如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苦难（贫穷、动荡、战乱等）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而从哲学角度理解，苦难则可以被看作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因此必然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