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剧本、右手小说”，海飞自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以强大的笔力持续书写，产出大量优秀作品，在小说和剧本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小说创作而言，他的系列谍战作品显现出戏剧性的特质，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场景设置等诸多方面借鉴融合了戏剧创作的基本方法，从而形成特有的叙事与抒情品质。他在生活的纹理与脉络中，摹写人物丰富的精神细节，在强大的叙事张力中注入深刻的抒情因子，包括对于人性、伦理的关切，对于民族、历史的思索，生成了具有个人印记的戏剧性表达与抒情性内涵相交织的审美艺术品。可以说，戏剧性是进入海飞小说的美学入口，能够探察出他对公共性的社会和现实的模仿，以及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敏锐捕捉。

一

小说的戏剧性是“在小说的外形之下，使小说的内涵具有戏剧的某些典型特征，从而扩大和丰富小说容量的一种文学手段和创作倾向”①，“戏剧因素理所当然地应该渗入到叙事因素中去，并且会提高艺术作品的价值”②。无疑，戏剧性能够增强小说敘事的力度和意蕴的深度，人物、情节、环境获得叙事样态的丰富性，性格、情感、伦理也随叙事的变化更为生动多义，作品的艺术性也可以通过叙事的紧缩和铺展抵达新的境地。从而，戏剧性为小说提供了更为明晰可感的外形，使阅读者进入小说时能够轻易地找到入口，从中体悟文本灵感的源泉、叙事的伦理、情感的基础和思想的境界。海飞因在小说和戏剧“两种文体之间自由游走、乐此不疲”③，所以在小说创作中注重人的动作性和意志冲突，在情节的铺设上侧重集中性、紧张性和曲折性。在作品中，他选择特定的时间段落与特殊的叙事场景，将复杂的人物图谱一一编织进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人物间的彼此纠葛、对立或冲突，牵引故事向前发展，将时间空间共构，人物情节交织，形成紧张、悬疑、刺激、畅快的叙事品质。

海飞的戏剧性叙事有其厚度和强度，他能够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设置密度极高的事件，在回环折叠的叙事中加深故事的褶皱，通过细部的描述、细腻的笔触编织叙事的网络，并随着对叙事时间的把控，将叙事网络时而放松时而收紧，使之包罗万象又具有极大的张力。作为一个敏锐的写作者，海飞始终关注“时间”与“空间”的秘密，他在特定的时空发掘源源不断的叙事资源，生成无尽的阐释话语。以实在的大历史涵纳丰富的细部想象与修辞，为戏剧性场景、人物与情节的安排架设了合理的叙事场域。在系列谍战小说中，海飞主要选择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间段进行叙事，“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前后，人和城市的命运往往会出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④，城市的内部和人的生命轨迹，均可在特殊的时间阶段中产生颠覆性的、错位性的变动。可以说，时间的选择带来了较之当代社会更为戏剧性的内涵，此间历史的丰富性，斗争的激烈、隐秘和不确定性，为构架和想象革命历史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尽管历史的走向不言自明，但其过程中的惊心动魄、波诡云谲和腥风血雨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迹，此间包含难以计数的戏剧性“瞬间”。作者精准地捕捉和构建了一个个瞬间，如炸弹即将引爆、秘密马上被揭开、灵魂内部的刹那颤栗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作者戏剧性叙事的时间，也构成了历史生成的时间。时间之下，海飞选择上海、南京、重庆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并精心营构小的叙事场景，米高梅舞厅、梅机关、七十六号等，在这些小空间中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潜伏与暴露、行动与脱险、暴力与死亡，闪现危机、杀机和生机。海飞以空间场景赋予人物生长、情节发生的不同状态，通过空间位置的变化推进人物情节的变化，拉动小说的向前发展。当人物的流动集中在一个小的空间场景之内，他们的动作被扩大化，语言、表情、目光等都由远景转向特写。他将宏大外部世界中的各方矛盾引入小空间，将诸种的力量迁移和集中到一起，从而人物的复杂性和冲突性都在这里被更为丰富细致地呈现，悲剧、喜剧、闹剧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状态，形成充满紧张感的张力关系。

无疑，海飞一直耐心而虔诚地编织叙事的网络，“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⑤，他在“规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塑造出传奇性、异质性的人物形象，构建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和纠葛缠绕的情感，再现一幕幕关于人物的“电影”。在谍战小说中，海飞遵循了戏剧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在日常与奇异的交融中实现人物动作与意志的表达。《惊蛰》中陈山与国统特工长相一致，从而从上海滩的“包打听”变成优秀的潜伏者；《麻雀》中陈深以善于剃头为特征，放荡不羁地游戏人间，却是一个心思缜密、行动果决的高级谍战人员；《代号十三钗》里玩世不恭的牙医郭春光善伪装之术，严格执行革命任务；《麻雀》中直言快语、毫无城府的李小男，却是最为缜密的通信专家，她热烈地表现着对陈深的依恋，实际上却是向陈深发出行动指令的“医生”；《惊蛰》的费正鹏，在限制视角的叙事中是值得信赖的长者和敦厚善良的前辈，最后却被证实为陷害他人的叛徒。当揭开人物真实身份，串联起人物前面的点点滴滴，产生了强烈的性格和身份的反差，和个人之爱、家国之爱相融合之崇高感，以及两者相背离之错裂感。海飞通过人物立场的正反交替、性格的颠倒变换、身份和行动的前后置换等叙事安排，增强人物反差性与戏剧性。海飞还建立了多重网络的戏剧性人物关系。《苏州河》中的来喜是炳坤的前任和陈宝山的现任，炳坤与宝山又是师徒关系；《麻雀》中陈深的嫂子沈秋霞，事实上与他的上线李小男是亲生姐妹；《惊蛰》中的张离与陈山情投意合，相携革命，却在无意间发现曾经的恋人是陈山的哥哥。从而，人物内外的性格和行动差别、人物之间错综纠葛的关联，在内部连接在一起，使得故事在推进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复杂的叙事机械装置。表面看，故事按照既定的轨迹向前推进，事件本身发生了单一性的、单向度的变化，但由于人物设置与人物关系安排的复杂性，每一个环节的变换事实上如齿轮般带动了其他的故事变化，影响着诸多人物的命运轨迹，由此实现了故事全盘的更新与发展，性格与命运的重新变换与展开。这些相似、相反、相交织，站在不同立场，做出相异行动的人物设置，是作者细密的设计和精巧的筹划，每一个人物个体的戏剧张力和人物群像所产生的惊异之感，显示戏剧的魔法和叙事的力量。

在精心地设置人物之后，海飞根据故事需要，贴合人物的性格，设置出合理而精细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