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铸（1051—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北宋中后期著名文人，因其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广受好评，有“贺梅子”的雅称。他诗词兼擅，著作颇丰，有《庆湖遗老集》和《东山词》传世。贺铸为武将之后，性格豪爽强悍，自带“少年侠气”，行侠仗义浸润成人生信条，贯注了其一生。贺铸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侠义品性，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精髓，同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充分体现了侠义精神在宋代经过儒学改造后，增添了“慷慨任气”“率性而为”“忧国忧民”等新的内涵。贺铸自我身世的沉浮多舛，对家国世事的深切关怀，使得贺铸常以侠的行动实践，践履着侠的道德追求，这在他的诗词中多有体现。

诗文皆高、不平则鸣的侠骨文心

贺铸出生于军人家庭，据钟振振《贺铸年谱简编》记载，贺铸的六代祖为五代后晋的贺景思，他曾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共事，高祖、曾祖、祖父都为朝廷武职。20岁时贺铸由门荫进入仕途，担任武职。在贺铸所生活的宋代，朝廷和民间都倾向于重文轻武。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教训，采纳了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通过“杯酒释兵权”从武将手中收回兵权，实现了朝廷对中央禁军的控制。太宗时期，由于对辽战事的失利，北宋的军事策略由“进取”转为“内缩”，太宗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便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便被宋朝历代统治者沿用。北宋整个社会对武职抱有片面的歧视，武人处处受到压制，庙堂实际上成了文人掌权的政治。宋人蔡襄曾感叹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吴以宁点校《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二二，P384）

渴望建功立业的贺铸不满足自己一介武夫的身份，他在习武之余，也潜心研习六艺。贺铸的好友程俱称贺铸“然遇空无有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潜心治学、昼夜苦读的贺铸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宋史·艺文志》记载贺铸“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李清臣在举荐贺铸转官的奏章里赞赏贺铸“老于文學，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陆游《老学庵笔记》称赞贺铸“诗文皆高，不独长短句”。当自身特质与宋代整体的文化环境产生差距和矛盾时，贺铸尝试去改变自己，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以期满足社会期待，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故而在贺铸身上，既有豪气慷慨的侠士之风，又有勤学苦读的文人丹心，可以说，优秀的文化素养，是贺铸驱遣文字书写侠义精神的必要前提。

贺铸性格秉直，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要发出不满的呐喊，并用文字释放他胸中块垒。这在他的《行路难》中有直观的体现：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前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行路难》是乐府旧题，文人经常用此题来抒发壮志难酬之感。贺铸也用此题来表现自己仕途不顺、落拓不得志之感。贺铸20岁由门荫入仕，授右班殿直，直至其40岁，二十年间一直在武官系统里磨勘迁转。他担任的差遣多是监酒税、监都作院、宝丰监、巡检等职务，官品既低，升迁又难，所任的差遣又繁杂费力。自开国以来，宋代统治者就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政策来拉拢知识分子，加强中央集权，武官在宋代的地位直线下降，贺铸一直有改武为文的念头。元祐七年（1092），在李清臣、苏轼、范百禄等人的推荐下，贺铸由武官转为文官，但贺铸并没有因改为文官而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此词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二年（1108）之间，贺铸在泗州、太平州担任通判一职。这时的贺铸已过艾服之年，距离改为文官也过了十余年，但贺铸担任的仍是通判这一低微的官职，辗转各地、屡仕不进的仕宦经历使得贺铸内心无比的忧愁苦闷。

此词上片直抒自己的愤懑不平。“缚虎手”，借指力能缚虎，有军事才能的人；“悬河口”，指口若悬河，有政治才能的人。这样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人理应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可现实中却落得个“车如鸡栖马如狗”的悲惨处境：人才只能跻身在像鸡一样窄小逼仄的马车里，拉车的马像老弱不堪的瘦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