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报人俞颂华先生是一个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忘记的历史人物。其从事新闻事业30余年，兢兢业业、有德有言，为我国现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创办影响一时的《申报月刊》、担任过《申报》总主笔，与瞿秋白等人一道成为我国现代最早走出国门的新闻记者，也曾在抗战前亲临延安采访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将延安的真实状况介绍给国统区读者。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申报月刊》上多次发表鲁迅、茅盾、巴金等人重要的杂文、小说等作品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与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士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说，俞颂华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新闻传播、文化建设事业，也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感叹其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本文将关注俞颂华早年主编民国四大文艺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学灯》（以下简称《学灯》）时其与北大陈独秀之间的思想、媒介交际等问题。

我们知道，《学灯》在研究系知识分子张东荪等人的主持下，在1919年三四月份已经同以北大新青年派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势力由之前的对抗发展到卓有成效的交流和良性对话，对《学灯》在新文化运动场域内的角色已经有了较清晰的自我定位，同时也为《学灯》抛离黑幕文化旧途、走上正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之后担任《学灯》主编的俞颂华、郭虞裳等人则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学灯》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

我们不妨来分别来看看俞颂华留日回国前的基本情况。

俞颂华，1893年3月9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太仓，原名庆尧，号颂华，笔名澹、澹庐、雪芳等。1905年进入健行公学读书，次年转入澄衷学堂。1909年，16岁的俞颂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与胡适、陈寅恪、梅光迪等同学。1914年毕业于复旦公学政治经济学系后于次年赴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学校政治经济科就学，攻读社会学专业，1918年毕业后回国。

同是留日学生，比对俞颂华、郭虞裳跟研究系核心成员张君劢、张东荪、蓝公武这些人，我们会发现，张东荪出生于1886年，蓝公武、张君劢则是出生在1887年，他们基本都是在1904、1905年左右赴日本留学的，受梁启超影响较大，因此都成了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核心成员。而年纪平均比他们小五六岁的俞颂华、郭虞裳则是迟至1914年才去日本留学的，他们受研究系梁启超影响较小，俞颂华第一次见梁启超已经是在1920年。相反的，他们受北大新青年一派的影响较大。

在未进入时事新报馆前，俞颂华在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和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就先后发表了其与陈独秀的通讯。根据俞颂华的说法，他的文章就是针对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第五两卷上的文章而发的。陈独秀这两篇文章分别是《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和第二卷第五号的《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在文章中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所谓“孔教”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且因为孔教为“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统治国人精神界扼杀了思想自由，与现代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将何以适应生存于20世纪之世界”，因此应该彻底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