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在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及《春尽江南》），是少有的刻画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社会转型中，青年心灵动荡与价值重塑的重要作品。其中第三部《春尽江南》（《江南：（全3册）》，格非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谭端午在经历政治风波后避居家乡鹤浦，并与妻子家玉（最初相遇时叫秀蓉，后改名）重逢结婚。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环境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氛大有不同，变得更加速食和功利化，这使得端午的内心变得极为焦虑、抗拒和痛苦。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其妻子家玉，家玉积极地改变自己原来的诗歌理想，转向功利化的生活之中，改行做了律师，并成了一个逼迫孩子学习的母亲。然而家玉顺应时代的努力并没能使得她过上舒心的日子。在自己付出了心血的房子被人强占，而利用法律手段无门，反而是通过黑道人士解决了问题后，家玉对社会现实已经感到深深的失望，进而陷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之中。而反观端午，他则早已对社会失望，并致力于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后来，家玉因患癌症住进医院，她也终于放下对名利的追求，回归心灵，重新拾起诗集，变回了最初与端午认识时的“秀蓉”。夫妻两人的关系重归于好。但这时秀蓉已然病重，最终独自一人在医院逝世。而端午也不再逃避自己内心的冲动，开始创作小说。两个主要人物都寻回了内心的归宿。

作者十分关注在价值变幻的时代中无助彷徨的个人，甚至把这一视角定位为文学写作的价值之一：“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而正是失败者才肩负着反思的任务。”《春尽江南》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心怀盼望却终日不得志的端午、被现实打击得了心病，而始终怀有内心一片净土的家玉不都是所谓的世俗“失败者”吗？但是，这些人的心灵被格非的笔触、被文学照亮了。《春尽江南》既是一部社会转型的反思录，又是时代下人民群像的心灵史。

生存困境与诗性叙事

在格非个人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学的邀约》中，提到关于中国传统叙事方法，对抒情性与叙事性交织的特点有详尽的论述。而他本人的作品也浸透了诗性叙事的特点，可谓是情景交融。这一特点也称作“叙事情境化”，所谓“歌文杂陈，韵散交织，叙事与抒情并重”，非常具有感人的力量。格非在分析《源氏物语》时，还进一步认为作者笔下的叙事其实都是笔下人物情感的投射，皆为抒情。他在访谈中响应十年后的作品转型时，提到自己30多岁重新开始研读中国的传统文学、古典叙事作品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另外，小说诗性特征浓厚的废名也对格非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格非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废名的小说，可谓是用力颇深。

《春尽江南》利用诗性叙事来叙述主人公端午和家玉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过去，他们一个是对社会改革有热血冲动的青年诗人，一位是纯真且对爱情、诗歌有憧憬的女大学生，在充满诗意与感伤氛围的招隐寺相遇了，而对两人90年代重逢后的描写，格非的笔下则充满着现实主义机锋的讽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往往伴随着诗意的陨落与心靈的荡失。而作者格非并没有一味地进行肤浅的诗意呼唤。他虽然对当下的物质追逐的局面并不趋附，但也对“理想”“革命”等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文中无数理想主义者向往的花家舍总是充满着悖论性的展现。在第一部《人面桃花》描述的民国时期，花家舍既是土匪窝，又是文人王观澄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地方。而到了《春尽江南》，花家舍一面是举办诗歌大会的会场，一面又是暗藏着情色交易的场所。

确实，现实的这样种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巧合地共存了。这不由得让生存其中的人们也体会着这种内心撕扯的感觉。没有人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实现理想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与欲望调和与共处的过程。但最终勇敢的诗人会冲出现实的迷障，回归心灵的平静，这是作者想要表现的主旨。因此，诗性叙事交织着现实主义叙事，人物的理想、道德抉择与现实压力等形成了书中最迷人的张力，也回答了“诗人何处去”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