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开始接触，是在大学的拉丁语课上。大学二年级，医学院最后一年开设拉丁语选修课。大部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发现，会不会拉丁语对他们的日常诊疗并没什么影响，这门语言应用最多的场景是开医嘱时那几个缩写，静脉滴注——iv gtt，一天两次——bid，吸入剂——inhal，等等。此外，读准处方上那几个拉丁词汇，也并不比用听诊器辨认心瓣膜缺损位置的技艺更具神秘性。选修拉丁语的学生逐年减少，学校预备等授课的老教授明年退休，也就不再续聘。如此倒迎来一个小高潮，很多人如同怀着对濒危物种的眷念和怜悯选了这门课，人数比往年多出一倍，只是不到两周，出勤人数就降至三十以下，一个月后，固定在了十二位左右。简单学过位格和时态后，我们不知天高地厚，靠一本1981年版的拉丁语词典影印本，开始译贺拉斯颂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首颂歌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思想或只是语言本身能到达的高度，大家译得五花八门，不知所谓。我至今还记得几句：

你不要去问，知道便是罪，

什么是诸神的终点？

对于你我，那是不能承受的巴比伦星。

这是艾兰的译本。期中汇报课上我又听她念过一回，音色发闷，带着点迫不及待的感觉，像从胸腔滚落三十三颗巨型钟乳石。在汇报课上念这首诗，我觉得颇为哗众取宠。《颂歌集》第一部第二首，谁都知道这是教拉丁语的那老头子的最爱，他曾向我们展示有关它的十七种译法，他坚持说贺拉斯尽管是一位宫廷御用诗人，并对他的恩主屋大维感激涕零，但仍是一位具有独立操守的艺术家，通过颂歌他为属于自己的思想“建造了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碑”（Carmina 3.30）。老头子从未觉得我们试图翻译颂歌的想法幼稚或可笑，相反，我们每一种译法都被老头子珍藏，他视之为贺拉斯颂歌的新的变体。从根本上说，颂歌的翻译没有对错，译法的多样化正是贺拉斯高妙修辞的再现。拉丁语通过变格就足以表达完整的句法，词语因此从语序中解放出来，以其位置而成为一种修辞。贺拉斯最擅长这一修辞手法，在诗歌中大量变换词语固有的位置，解离其与原始或传统的联系，在新的语境中激发前所未有的意义。后来在尼采的一段话里，我看到过对这一效果的准确描述：“这是词语铺成的马赛克，每个词都通过其声音、位置和意义向左、向右、向四面八方辐射着它的影响力；语符的数目和空间都是最小的，效力却是最大的……”

艾兰利用了这一点，翻译时错漏百出，但行文无可指摘，译文中用大量崇高的字眼描述斗争和诡计，极大迎合了老头子的喜好。她藏在一件宽大的带有半圆帽兜的黑袍里，模拟古罗马时代人们低沉的嗓音，矫揉造作地演绎了二十分钟不止。结尾处加了一段塔西佗的叙述：“士兵们的暴戾之气仍未平息，他们突然有一种向敌人进军的冲动：那将是为他们的疯狂赎罪，同袍的鬼魂永远不会安静下来，除非他们不洁的胸膛刻下光榮的伤口。”她相信这番不动声色的叙述足以显示一夜杀戮后的平静，从而把死亡跟琐碎、邪恶分开。诵完最后一个字，她一言不发，退场离开，大概这种消失也属于她演绎的一部分。

两个礼拜后，我在校门口的影印店里看到她，在犹豫如何称呼她时，她发现了我，并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仓促之下，我想不起她的姓，为掩饰尴尬，我跟她谈论起拉丁语课，问她上两次课怎么没去。她说期末专业课紧，不容易抽时间来听，转而又问我授课的进度，问最近在译哪一首颂歌。起初我以为她只是为了寒暄，并非真的对课程进度感兴趣，毕竟拉丁语是我们唯一的交集。我把上堂课讨论的一段组诗节选告诉她，并把我译的那一稿从手机里翻出来，她当即就要改动其中几个句子的结构。我觉得在未看过原文的情况下就擅改别人的译文，不仅冒失，还颇为傲慢。出于礼貌，我表示了感谢，同时收回了手机。第二天的拉丁语课，她一早就到了，并递过来一页长长的诗。她说根据我的译文找到了那首颂歌的原文，并按她一贯以来的行文风格改译了整首诗，她不无骄傲地表示，她的翻译保留了贺拉斯诗歌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一种思想的抒情。我读完这首崭新的译诗，总的来说，我的翻译在其中面目全非，贺拉斯的诗也一样。

在拉丁语课教室外的走廊上，我向她指出那篇译文中有几个位格错误导致的词意偏差，我说：“如果是我，肯定不会选用这个词。”她支吾着，好像并不赞成我的意见，但慢慢涨红了脸。随后她抬起头，带着颇有些决绝的姿态说：“那些词必须这样出现，我熟悉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像怀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她靠近我，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说：“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那个……死亡。”

一时间，我不知道她是说笑还是诡辩，但很快她向我讲述了她尚年轻的生命里发生过的一件事。这件事，我先后两次从她口中听到，第一次就在那个并不宽阔的走廊上，为了说明那几个译词的必要性，她向我袒露她的秘密，第二次则在数年之后。我并不能把她两次叙述的内容完全分开，哪怕只是一个尽可能详尽的概括也需要靠这两次叙述相互拼凑和补充，因为在第一次讲述时，我还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记得她讲到一半时绝望又欢欣的神情，走廊上人来人往，空气潮湿又闷热，她的话和那种犹疑又充满诱惑的感觉混在了一起。当她的衣袖又一次碰到我的手臂时，我像被空气中某种未知的飘浮物刺激到那样，剧烈咳嗽起来。她停顿下来，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全部讲完，上课铃响起来，她急匆匆地低声说：“现在我还没法向你证明，尽管我自己就是那证人。但以后……以后你会相信的。即使你仍不信，那我也向自己证明过了。”

其后是生平最漫长的一节拉丁语课，当我第四次望向她的座位时，她已不在那儿。到那个夏天结束前，我没再看到她。我承认最后一堂拉丁语课结束时，我如释重负。

秋天，我们系搬进了新校区，我开始觉得会在哪儿碰到她，食堂，或图书馆，或实验楼外长长的走廊，我忐忑于任何一个可能与她不期而遇的地点。好像一个巨大而可怕的东西逃掉了，又随时要降临。

但一整个学年我没碰上她，直到实习年开始，轮转到普外科的第一天，交班室乌压压一片人群里，我看到她了，辫子很长，几乎到腰上了，一直低着头，好像快睡着的样子。带教老师可能也注意到了，问了个问题，指明要她回答。她抬起头，旁若无人地说起来，仿佛这个问题盘亘在她心里很久了，从头到尾等的一直是这个问题。她的声音还是跟以前课堂上的一样，但听起来完全不同，每一个字刮得干干净净，没留一点儿水迹，也没一点儿波纹。

我们这回的交集只有一个月，我来之前，她已在这儿有一段时间，没多久就要轮转去别的科室。那段时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监护病房里一个昏迷不醒的老人换药。伤口是一个无法再缝合的术后切口，留置了引流管仍不断有液体从旁边渗出，新换的纱布只用半天就完全浸透。整整一个月，直到老人去世，我们从未想要弄清他患病和经久不愈的原因。我们作为医学生的好奇心和治学精神从未对这个病例产生过，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一具尸体，空气里浓烈的腥臭味和徘徊不走的飞虫加强着这一认知。我们严格按照指示和规范，每天三次清理伤口，更换敷料和纱布，像给中箭倒下的阿基琉斯涂抹膏油和香料，换上干净华美的衣物，直到既定日子的到来。

但这期间，我曾两次看到老人醒来。一次是夜里，老人的状态显示他处于一场梦魇，半梦半醒中说出很多古怪的词语，艾兰坚持认为那是老人钟爱的一些诗歌片段，尽管她不确定在哪本书中看到过。第二次则是中午，我们刚从食堂回来，老人病房里传来奇怪的响声，我们冲进去，依然有熟悉的腥臭味和飞虫，老人正摇摇晃晃在地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