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张秉直 理学思想 清代关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４６－０７

关学在明代之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各具学术风格的学系，其中清初形成的朝邑之学最为著名。张秉直作为朝邑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时人编纂的地方史志中被“推为横渠后一人”。① 其一生著述颇丰，目前所见有《四书集疏附正》二十二卷、《论语绪言》一卷、《萝谷文集》四卷、《开知录》十四卷、《征信录》（不分卷）、《治平大略》四卷、《圣庙从祀位次私议》（不分卷）、《文谈》（不分卷）、《读书存疑》（不分卷）、《四书集疏》六卷等。本文在整理张秉直上述著述的基础上，就其理学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清关学的发展流变与张秉直的学术取向

关学自张载创立之后，首先受到二程的推崇，逐渐与洛学融合，汇聚为北宋理学的主流。之后陆九渊之心学兴起，继而有朱熹承续二程重振理学，明代阳明心学又极盛一时，使关学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纷争中呈现出了复杂的发展格局。因此，有学者认为关学自北宋张载开宗之后的发展流变，“既有师承的直接传承接续，又有思想上的间接承传；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既有张载学说在关中的正向发展，也有关学在与异地学派的学术交往中发生的互动与交融，从而使其自身学术思想发生着顺应时代的某些变化”。②特别是明代阳明心学畅行，“渭南南元善（大吉）传其学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③开始了关学与心学的交融。之后，长安冯从吾“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成有明一代“集关学之大成者”，④形成了关学与心学的交融趋势。逮及清初，周至李颙（二曲）“说近陆王”，⑤使关学的心学化尤为彰显。当然，在关学心学化的发展趋势中，亦有学者继续秉承理学之旨，且在弘扬程朱中又发展程朱，特别是与李二曲大约同时的王建常（复斋），恪守着尊崇程朱之学的学术立场，成为清代前、中期关学回归程朱理学的领军人物。①

在关学上述发展流变过程中，呈现出了或“左朱右陆”或“是王非朱”或“是朱非王”的学术景观，这些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和思想认知均自有缘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封建统治者构建一条内圣外王之道，为解决当时的时代课题服务。问题在于，关学诸学人各自构建的内圣外王之道，能否与社会实际相契合，能否解决时代课题，这不但与关学学人个人的学术认知、学术立场有关，也与统治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张秉直就是在这种双重关联中，构建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张秉直（１６９５—１７６１），字含中，号萝谷，澄城县安里张卓人。史载其生而至性绝人，幼承其叔父授《小学》《四书》《易》《书》《诗》等，十龄时已能背诵。年十四，受业于韩城吉儒宗先生，年二十中秀才，不复仕进。时蒲城名儒原于辰（宿伯）、合阳名儒康无疾（百药）等均赞佩其才。康无疾以沣川王心敬为李二曲高足并得其真传，力劝张秉直从其学，因往拜访王心敬，但未得己意，归回时作诗三章有“避人逃世是吾师”之句。从此之后即“闭户敛迹，屏绝交游，即史亦弗再读，日究心四子书与濂洛关闽之旨，心体神会，反躬实践”，②“晚年所养益粹，矜持悉化，殚心著述。凡先儒一言一字之谬，必加厘正。有来问学者，反复辨论，是是非非，原原本本，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学者方倚如泰山北斗”。③ 张秉直卒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享年六十有七。传张秉直得中秀才后，原于辰曾询问河洛之旨，其先罗列先儒注疏，然后详细分析，最后折衷以己意，原于辰大惊称：“不意君弱年通经如此！”可见，张秉直少习儒家经典，自有所得，故有“避人逃世是吾师”之句，意在对李二曲“说近陆王”并不赞同，而是“究心四子书与濂洛关闽之旨”，倾心于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张秉直所处的时代，鉴于关学愈来愈重的心学化，关学向何处发展是众多学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清初朝邑之学兴起，其代表人物王建常（复斋）“主要围绕理气之辨，继承并发挥了程朱一脉理本论思想”。④ 张秉直非常赞同王建常的学术立场，对其扭转关学发展趋势给予高度评价：“朝邑王仲复建常，于异学纵横之时，能笃守程朱，不为所惑，真吾道之干城也。”⑤他还赞同王建常的“今日异学，病在不于《小学》《四书》《近思錄》上用功”的判断，⑥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

一般认为，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广义上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出现后，理学也常被用以狭义，即专指程朱理学。关学则是广义的理学发生时出现的一个以张载为核心的地域性学派。如前所述，初始的关学受二程推崇，后来被纳入程朱理学的体系之中。从关学之源及其与理学发生史的关系看，或以为清代关学的发展应该回归到程朱理学，这可能是张秉直倾心程朱理学的感情因素。但决定张秉直这一学术立场的根本原因，是其对陆王心学的深刻认知。他认为当时的心学已经陷入佛道之惑，“陆子教人‘求放心’，则是‘主静’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汩一事，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⑦这样的心学只是强调了“致良知”的心性修养，把心性修养绝对化，就与佛教的禅学无异了；而“程朱是将‘求放心’做‘主敬’看，以为学问基本”，“主敬则立人极”，就能够“体认天理”。⑧所以，“学有三要：修身、处事、接物”，应该“随时提撕，随处体验，随事讨论，随地实践”，⑨ 真正的儒学应该是“近而身心，远而家国天下”。⑩“身心”而“家国天下”，这正是程朱理学所秉持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张秉直对程朱理学时代意义的深刻认知。同时，张秉直以程朱为宗构建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亦受到有清一代对国家意识形态选择的影响。清初推行科举考试，确定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作为取士标准，使程朱理学处于官方学术的主导地位；到了清中后期，随着“统治的巩固及汉化政策的有效推行，尤其是儒家典籍的重新编纂和推广，程朱理学的地位被日益提升和巩固，于是关学旨趣也发生了与当时思潮相适应的转向，朱子学逐渐取代了王学”。①

鉴于上述认知和清代意识形态的选择，以及为“呼应和迎合有清以来的‘推崇朱子学’的学术潮流”，②张秉直“于《六经》独重《四书》，《四书》尤重《论语》”，③在推究精研宋代理学大家张载和二程学说的基础上，开启了自己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构建。

二、张秉直理学思想的哲学本体论

张秉直的理学思想以程朱为宗，前承张载，是以“天人一理，理一分殊”为其理学思想展开的本体论哲学基础。张秉直认为，“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而不能措诸事为之际也”。④ “天理”是客观存在，支配和规范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而“人能尽道，与天理合，是为顺受”。⑤ 他特别强调了“天理”的神圣性和规定性，“人苟以仁存心，则其处己应事接物之间，必皆顺天理。……否则，循欲灭理，动辄得咎，欲求其安，岂可得耶？”⑥张秉直把自己全部学说都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似乎是在重复二程、朱熹对“天理”的认知与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