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数字时代 国际非政府组织 变革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２１；Ｄ８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０６－１３

一、引言

肇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ＩＮＧＯｓ”）复兴运动至今方兴未艾。根据《国际组织年鉴》（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ＢＩＯ）的数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ＩＮＧＯｓ基本维持在１０００家左右，１９７０年为３３７９家，１９８５年为２０６３４家，２０００年达到４５６７４家。截至２０２１年底，ＩＮＧＯｓ总量高达４７４３１家，占全部国际组织的８９．５％，该比例较１０年前提升了１．３％。①这些组织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在扶贫开发、环境保护、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经济贸易、人权倡导、灾害救援、冲突调解、国际规则制定，以及禁毒反战等众多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成为国际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此同时，人类社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数字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变革。这场变革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场景的重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②新的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几乎所有类型组织的结构、过程和功能，而且“深刻地持久地‘永不见底’地改变着现有以及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①以及重塑着国际社会中不同行动体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的国际行动体，越来越多的ＩＮＧＯｓ迈上了数字化战略转型之路，利用数字技术重建组织的内部结构与流程，优化组织对外行动的方式和内容。② 这种转型不仅改变了ＩＮＧＯｓ自身的生存状态，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绘着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ＩＮＧＯｓ的自身地位、活动空间，以及它们与主权国家等其他重要国际行动体间的权力关系都在重新得到界定。

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大量高品质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数字经济学③和数字社会学④的概念及其学科建设计划。比较而言，数字技术在ＩＮＧＯｓ的运用及其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在国内，系统和严肃的学术讨论极少。在英文文献中，相关研究同样少见。仅有的少量文献主要讨论数字技术对跨国倡议网络等特定类型ＩＮＧＯｓ的组织结构和行动策略的影响，而对数字技术在其他类型ＩＮＧＯｓ中的运用及其影响则少有关注。⑤ 此外，这些文献大多非以发展中国家视角来探讨相关议题，对后者面临的特殊挑战缺少应有关照。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从空间发展、权力结构和能力提升三个方面对数字时代的ＩＮＧＯｓ变革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然后指出上述变革带来的挑战，最后从中国角度提出可能的应对之策，从而对数字时代ＩＮＧＯｓ的相关理论研究作出有益补充，以及就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好与数字时代ＩＮＧＯｓ的关系展开积极探索。

二、ＩＮＧＯｓ活动空间的拓展

人类活动空间的变化总是与技术变革紧密相连。２０多年前，Ｃａｉｒｎｃｒｏｓ曾用“地理的终结，距离的死亡”来表达远程通信技术对人类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⑥ 而现在，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在虚拟的现实世界中攀登珠峰、跨越冰川，甚至漫游侏罗纪的恐龙世界”，⑦而且也可以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帮助下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实现心灵之间的直接沟通。

技术变革的上述影响同样出现在非政府组织领域。现代广播电视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拓展了非政府组织与外界之间的信息通道，提升了信息传输的速度。轨道交通和航空技术的进步则使得非政府组织低成本高速度的跨国活动成为可能，扩大了ＩＮＧＯｓ的实际地理活动空间。与上述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对ＩＮＧＯｓ活动空间拓展的影响可谓空前，它将ＩＮＧＯｓ活动范围从有限的地理空间向外拓展至无边的网络空间，向内延展至无垠的心理空间。

１．将ＩＮＧＯ活动从有限的地理空间拓展至无边的网络空间

ＩＮＧＯｓ网络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ＩＮＧＯｓ与其他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确定。现在，绝大多数ＩＮＧＯｓ都建有自己的网站，并同时配备多个社交账户。．ｏｒｇ域名的非营利性运营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ｙ和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ＴｅｃｈｆｏｒＧｏｏｄ在《２０１８年全球非政府组织技术报告》中指出，互联网在全球非政府组织领域得到了普遍运用，９２％的受访者拥有一家网站，其中８７％的网站兼容移动设备；非政府组织对主流社交媒体的使用非常频繁，９３％的受访者拥有专门的脸书页面，其中２５％的非政府组织每天在其脸书页面上发帖，２４％的受访者每天发布推文两到五次，而６８％的受访者每周在ＬｉｎｋｅｄＩｎ上发帖不少于一次。①

因为每个网络用户在理论上都有成为ＩＮＧＯｓ的“网友”的可能，都有与ＩＮＧＯｓ进行互动的机会，因此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网络用户规模可以作为间接评估ＩＮＧＯｓ网络空间的适当指标。《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２０２２）》援引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球网民数达到４９亿，约占全球人口的６３％，而智能手机用户数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亚太和其他欠发达地区是过去几年中网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为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② 考虑到这些地区属于ＩＮＧＯｓ的活跃区，其网民和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对于ＩＮＧＯｓ网络空间扩大的意义不言而喻。

除网民和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用户规模来间接衡量ＩＮＧＯｓ网络空间的大小。《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全球数字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高达４５．５亿，占全球总人口的５７．６％，且该数值还在不断增长中。③ 他们为ＩＮＧＯｓ网络空间扩张提供了巨大潜能。这种扩张潜能源自社交媒体在点赞、评论、引用和转发信息等方面的特殊功能。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社交媒体跃升为网络空间中的“超级放大器”，可以将ＩＮＧＯｓ的声音迅速传播至世界上最遥远地区的人和组织。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ＩＮＧＯｓ可以与那些身处遥远地区的人和组织进行即时和频繁互动，并以此确保自身活动空间的稳定性，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在传统的地理空间中，长距离旅行所需的巨额资金和时间消耗对于很多ＩＮＧＯｓ来说都意味着沉重的负担，并因此削弱了它们开展此类活动的能力，并最终导致大多数ＩＮＧＯｓ只能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开展活动。

网络空间是对传统地理空间的延伸，线上与线下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和彼此支撑。在数字时代，ＩＮＧＯｓ主导或参与的大量跨国倡议运动经常在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相互支持。网络动员为现实的街头运动推波助澜，而街头运动又为网络动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这在日益流行的“标签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跨国服务领域，也出现了类似趋势。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ＩＮＧＯｓ正将其大量活动延伸至线上进行，以及在现代通讯技术的支持下联动线上与线下，实现线上和线下服务的无时滞和无缝隙的深度融合。

２．将ＩＮＧＯｓ活动从有界的物理空间延展至无垠的心理空间

数字技术不仅将ＩＮＧＯｓ的活动拓展至网络空间，且亦将其带入到人的心理空间。在深入了解人的内心活动的基础上作出正确行动是包括ＩＮＧＯｓ在内任何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ＩＮＧＯｓ只有了解了目标对象的内心需求，才能正确地开展募捐、倡导以及服务等活动。传统上，人们主要根据目标对象的外部行动和偏好表达来推测其内心活动，而很难与其内心进行“直接对话”。受观察技术的限制，人们对目标对象外部行动信息的采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一些更加能够反映其内心真实活动的信息可能被忽视，而有些不能反映内心活动甚至带有误导性的行为信息反而得到了不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受目标对象刻意伪装或者表达能力欠缺等因素影响，很多公开的偏好表达并非其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当ＩＮＧＯｓ无法触及到这个高度隐私且十分广阔的内心世界时，其活动空间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在数字时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相对于目标对象公开的偏好表达，数字技术更加关注目标对象的日常行动。它帮助ＩＮＧＯｓ捕捉到目标对象过去不为人所关注的诸多行动细节，从巨量的碎片化信息中发现目标对象行动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给目标对象画像。由于这些活动反映了目标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且很多并非刻意为之，目标对象伪装行动的可能性被降至最低。即便他们从事了某些不合常规的行动，这些特例也几乎不会改变整体的统计结果，其画像也不会因此变得扭曲。因此，这些统计结果和画像就成了目标对象内心深处真实意愿的外在表达。或言之，数字技术在ＩＮＧＯｓ与目标对象的内心之间架设了一道无障碍通道，使得ＩＮＧＯｓ的活动延伸至人的心理空间。

三、ＩＮＧＯｓ与其他行动主体间的权力关系重塑

诚如福柯所言，空间即权力，空间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权力的历史。① 不仅所有的权力现象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当中，而且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大量空间设计也无不渗透着行动者关于权力操作的深思熟虑。技术在改变行动者活动空间的同时，也在重塑着彼此间的权力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受观念、制度、技术、资源配置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不同行动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数字技术的引入和使用不仅促成了ＩＮＧＯｓ与国家和用户之间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且加速了北方非政府组织与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进程。

１．增强了ＩＮＧＯｓ对国家的制衡能力

传统上，ＩＮＧＯｓ的活动开展离不开母国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很多ＩＮＧＯｓ高度依赖于母国政府在税收减免、服务合同、人力资源、权威背书等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ＩＮＧＯｓ的声音在国际社会很可能会遭到忽视，海外项目难以为继，甚至组织自身都将不复存在。同样，如果没有东道国政府的许可，ＩＮＧＯｓ将很难有机会在其境内公开活动。即便东道国政府授予ＩＮＧＯｓ以境内活动许可，若不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秩序保障、税收优惠，以及在金融、通信、电力等方面的便利，ＩＮＧＯｓ的活动同样无法正常展开。而一旦东道国政府认为自身的核心利益遭到了ＩＮＧＯｓ的威胁，它甚至可以径直宣布停止与后者的合作，直至将其驱逐出境。

受全球制度和技术体系的综合影响，上述情况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使得国家的中心地位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非国家行动体的挑战，国家权力流向跨国公司、国际组织、ＩＮＧＯｓ等其他非国家行动体，②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对信息过程的重塑深刻地改变着ＩＮＧＯｓ与国家政府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

信息是现代政治中重要的权力资源，在型塑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关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那些能够在特定国际治理领域拥有强大话语权和扮演关键角色的ＩＮＧＯｓ通常也是该领域中具有强大信息传播、收集和分析能力的组织。一方面，ＩＮＧＯｓ要证明某特定议题非常重要，并且使自己对该议题的见解为其他行动体所关注，就必须拥有传播与该议题相关信息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经常源于行动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成功的ＩＮＧＯｓ不仅需要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而且也要拥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在过去，受技术、资金和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ＩＮＧＯｓ的整体信息传播、收集、分析能力相对较弱。政府与ＩＮＧＯ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前者几乎控制着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所有重要环节，而后者则高度依附于政府所提供的信息。数字技术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它既在技术层面提升了ＩＮＧＯｓ大规模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也在经济层面降低了ＩＮＧＯｓ开展此类活动的成本；不仅通过“促使世界政治中传播渠道的数量呈几何技术增长”的方式，①而且也通过提升ＩＮＧＯｓ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的方式改變了政府与ＩＮＧＯ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果是，“国家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信息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降低了国家镇压的能力”。②

２．重塑着ＩＮＧＯｓ与用户间的权力结构

权力关系的重塑还体现在ＩＮＧＯｓ与用户之间沟通模式的变化上。总体来说，ＩＮＧＯｓ与用户之间的沟通模式经历了由“Ｔａｌｋｔｏ”到“Ｔａｌｋｗｉｔｈ”再到“Ｕｓｅｒ－ｄｒｉｖｅｎ”的转变过程，权力结构去中心化趋势越加明显。在“Ｔａｌｋｔｏ”模式下，信息自上而下单向传递，ＩＮＧＯｓ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发布议题信息或筹款链接，并提醒会员和支持者转发，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该模式下，组织的核心策略是劝导，其团队控制着信息传播的全部过程，用户则是单纯地接受信息，没有被期待甚至也没有机会就活动本身提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