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红军东征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 阎锡山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１

红军东征之役对于国共两党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性的事件。一方面，红军东征是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发起的首次军事行动，是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东征之役掀起国、共、日多方势力在华北的新一轮角力，改变了国民党在晋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布局。目前学界关于东征的研究分属两系：一是从中共的角度阐述红军东征前后其政治军事策略制定实施的过程及意义；①二是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切入，考察东征之役期间华北区域内的多方博弈及其内在逻辑。②目前，有关红军东征的基本概况已被梳理清楚，遗憾的是上述两类研究分属两套叙事话语、两套分析框架，导致一些关键问题难以被融通地理解。

红军东征之役是全面抗战前夕发生在华北的一场较大规模内战，那它与当时社会上的抗日风潮有没有关系？在华北日伪势力的潜在威胁下，国共两党在战场内外对日本因素做出了怎样的因应？而这又对战局和政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概言之，红军东征这场内战与抗战局势有着怎样的关联？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肯定东征的目的包含了抗日，但却未及论述红军如何通过政治决策与军事部署来实现该目标；民国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则将焦点放在多方势力的政治博弈上，有关抗日的议题无形中被悬置了起来。实际上，国共在东征之役中的决策和行动，无不牵涉到两党的抗日筹谋和布局，不单是中共将“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①国民党方面也把晋绥视为“中日竞争之焦点”。② 东征之役最终改变了华北军政格局，影响了两党关系的走向，它在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共双方视角，综合多方史料，力图揭示这场国共内战背后的抗日主线，以更宽阔的视野重审红军东征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进而对从国共内争到一致对外的历史转折提供一些新的理解与认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向抗日：中共的东征决策

红军东征是一次包含着多重目的的军事行动，由于其目的复杂和多岐，过去党史研究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王东仓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他总结出红军东征大致有三个目的：准备对日作战、巩固扩大根据地以及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④ 学者们普遍接受后两项说法，但对于红军东征是否有抗日目的则存在争议。有人质言：东征抗日“乃当时的政治号召，不是真正的作战目的……‘抗日’是假的”。⑤ 誠然，红军主力远离抗日前线，东征中也未能与日伪势力直接交手，这样的怀疑情有可原。但通过考察中共高层东征决策的来龙去脉，会发现东征抗日不单是政治宣传上的号召，也是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步骤。

东征山西抗日的战略设想是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后逐步成型的。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陕甘晋省委就提出过“东上抗日”的远期目标。⑥ １１月底，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陕北，随即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提出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以东、南两面为宜，并且说“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其中的利益考量，就包含了对日作战可能带来的有利影响。⑦ １２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决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东向抗日由此成为党的一项战略方针。⑧

东征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基本共识，不仅是因为抗日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更在于当时的局势使中共的抗日实践变为可能。自建党之初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反帝”的历史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日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至１９３５年底，中共中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后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国际上，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很可能发动世界性的大战。同时，阿西尼比亚抗击意大利的民族战争以及中国高涨的反日运动，引领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这些都表明“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结合国内形势来说，日本想要“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势必引发帝国主义间——也就是英美与日本的争斗，苏联也正在准备应对日本在远东的挑战。重重外部压力之下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增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遇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反观中共和红军主力，在经历了长征的绝境逢生后则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① 总之，在中日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共又一次面对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政治主张乃至实际行动上的抗日准备，无疑是中共中央想要布下的战略先着。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有关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的两个决议清晰体现了中共为抗日而做的准备。政治方面，党的策略方针是发展“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过去中共的统一战线主要面向的是下层群众，现在则是要不论阶级、派别、团体来“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② 这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国内取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必须要凸显政治上的正义性。可以说，抗日既是统一战线的目的，也是统战工作赖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因此中共要更进一步地扩大统一战线，必然要在抗日上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东征抗日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共便可能在将来的政治号召和民众动员中占得先机。

军事方面，基于对敌我力量的恰当评估，中共中央确定红军（实指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方面军）１９３６年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同时估计到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红军主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该方针可以分解为“准备力量”和“直接对日作战”前后两个目标。为了增强自身力量，红军的当下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直接对日作战”则作为下一步目标。③ 红军主力东征作战的步骤便是据此设计的：第一步，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第二步，在山西击溃阎锡山主力开辟晋西根据地；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④ 如果一切顺利，红军将很可能背靠外蒙获取苏联的援助，在适宜游击作战的晋察冀交界地区与日伪军交战。因此，虽然在当时来看红军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发展自身力量，但这些都是为将来可预期到的、更具战略意义的对日作战做实质性的准备。此乃中共首次将红军主力的对日作战纳入现实层面的考量。

综上，中共中央认定东征“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这也是毛泽东在党内讨论中阐说最多的一点。⑤ “有利”所指的对象不单是巩固陕甘根据地，还在于占得抗日的战略先机。东征既是为了在当下巩固抗战力量，更是为了将来的抗日做准备。抗日也不仅是中共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更有了付诸行动的具体方针和步骤。

最后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抗日的敌人理应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为何东征打的却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前文已述，打击蒋阎势力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前置步骤，而非最终目标。更何况，在中共眼中抗日与反蒋反阎并不相悖。尽管当时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但“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和“日本走狗”阎锡山起初并不在统战对象之列。中共视蒋、阎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一丘之貉，这并非是中共的宣传说辞，而是党内的基本共识。① 因此，反蒋反阎就是反卖国贼，也就是抗日。

二、两难抉择：国民党对晋绥周边局势的估计和应对

山西和绥远是红军东征的目标区域，两地虽然名义上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长期在老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治之下。阎锡山先是在中原大战中失去逐鹿中原的资本，又在“九一八事变”后持续受到日本侵华的刺激，逐渐接受了一方疆吏的角色，与南京中央蒋介石的关系趋于好转。②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在西北之行中到访晋绥，那时他与阎锡山谈的最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③ 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形势就已大为不同，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将势力渗入冀察两省，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多路红军会师陕北，晋绥两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凸显了出来。④ 红军东征之役前，蒋介石和阎锡山对华北局势的估计和应对策略趋近，双方的关系也因此而更加紧密。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演变为“安内攘外”并举。１９３５年，南京政府在“安内”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借着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机会，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插入了西南和西北。但其在“攘外”方面却蒙受巨大损失，华北事变以及《何梅协定》的签订，迫使南京中央势力退出华北。是年底，蒋介石将陕甘“剿共”的重任交予张学良和东北军负责，他本人腾出更多的精力放在应付日本制造的华北危局上。蒋在日记中写道：“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奉军不力之故，决非赤匪之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