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众多地理和行政区划名词中，“州”一字频频出现。根据民政部2020年11月统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县以上行政区划，当今全国范围内，除去30个自治州外，总共有122个包含州字的行政区域，诸多“州”覆盖了省、市、区（县）多个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

要知道，历史上的“州”属于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为什么今天会产生出级别跨度如此大的分化呢？

从“禹贡九州”到“十三刺史部”

我们所知道的“州”，从地理意义上来说，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虽然各类史籍对“州”的记载略有出入，不过有一点十分默契——关于“州”的由来，几乎都指向大禹。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贡》记载了大禹划分九州之事，大禹奉舜帝之命治理天下水患。大禹游历各地，根据山川地貌的特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大禹在九州划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疏通治水。

《禹贡》的说法在先秦时代得到广泛采信，“九州”的概念因此深入人心。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决定重新划分区域，派遣官员监察当地的郡国勋贵。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循例禹贡九州，改九州中的梁州为益州，雍州为凉州，增设并州、幽州、朔方、交趾，除京师七郡直辖外，设立了十三刺史部。“州”正式从文本中走出，成为行政上的区域名词。

这时候的“州”，与其说是行政区，倒不如说是“监察区”。各个州中，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负责监察这一区域各个郡县、封国的吏政，同时监察强宗豪右，身负调解、评判等职责，定期向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州作为监察区的情况，也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黄巾起义后，黄巾军打出“周穷救急，平均财富”的口号，星火燎原迅速波及全国八州，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接连失守，军队崩溃，消息传至洛阳，举朝大震。东汉朝廷虽然拿出了镇压策略，也一度斩杀张宝、破棺张角，但黄巾起义一直没能扑灭。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在朝堂上问询群臣如何能彻底消灭黄巾军，宗室刘焉站了出来。

刘焉是湖北江夏郡竟陵县（今湖北省天门市）人，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以汉朝宗室身份入仕，历任要职。刘焉目睹了灵帝时期国家政治混乱，各地方力量过于孤弱的情况，对灵帝说：“当今各地刺史、太守官员，以重贿得到官职，平时剥削百姓，才导致各地叛乱不息，选择清名重臣出任州牧出镇地方，才能解决燃眉之急。”

刘焉的建议看似为汉灵帝分忧，实际上，他是想求得远在岭南的交趾牧一职，躲避中原连年纷乱。东汉朝廷的危机四处弥散，侍中董扶也嗅到这一气息，暗中对刘焉说：“京师大乱将至，益州有天子气，不如寻求出镇益州。”于是，刘焉开始极力促成州牧出镇一事。

汉灵帝同样清楚，在各州设置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确实可以加强地方实力，有效进剿黄巾残部，但与之相对的，地方权限过大又缺乏监管，也就意味着尾大不掉。汉灵帝最终还是选择饮鸩止渴，由此打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潘多拉魔盒”。

州牧不同于刺史，州牧执掌军、政，权限极大。随着州牧的设立，州的行政管理性质也愈发明显，随着东汉末年各地混战，州牧的职责更加明确，在历史强大的惯性下，州也在汉魏交际逐渐取代郡，成为中央常置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

州的“通货膨胀”

西晋统一之初，在继承曹魏的基础上，从益州分置梁州、宁州，雍、凉、梁三州分置秦州，幽州分置平州，同时因袭了东吴，将交趾分為交州、广州，总共不过十九州，基本保留了三国时期州的区划设置。

随着西晋“八王之乱”糜烂中原，洛阳、长安纷纷失守，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凡有实力的纷纷举家南迁。其后，司马睿登基，东晋建立。王公贵族偏安江南，无力收复北方领土，州也随之发生了“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原百姓乡土观念浓厚，南来的北方人民与士族大多依据原籍相聚而居。但随着南迁人数的增多，南北士族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南迁过程中的流民武装也让东晋朝廷十分头疼。

初立江左的晋元帝司马睿总觉得自己如同寄人篱下，心下难安，于是找来跟随自己多年的重臣王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