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摄影术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它不仅挑战着中国古老的肖像画传统，更为时人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大约1826年，千里之外一位叫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的法国发明家用装置有感光材料的暗箱成功捕捉到家中阁楼窗外的风景，拍下现存最早的照片。

但其超过8个小时的曝光时间以及不甚清晰的画面仍有待优化。

后来，曾与尼埃普斯合作过的画家兼发明家路易·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法（也称达盖尔摄影法），在1839年公布于世。

同年8月，法国政府买下其专利并宣称这是送给世界的礼物，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又一种记录、捕捉画面的新方式“摄影”的诞生。

尤其是利用此法拍出来的人物肖像照，其肌理之细腻、光影之逼真、视角之客观，几乎像是对镜自照。

仅仅两个月后，在澳门、香港一带销售的英文周报《广州报》上就登载了有关达盖尔的实验室及其银版照片的报道。

自15世纪以来西方绘画一直追求更精确地呈现物体和人物外貌以及空间关系，欧洲人对画面写实的准确性早有“心理准备”，但最初面对这般“仿佛将人的一部分‘捕捉’到画面中”的真实仍然大感震撼惊诧，更别提有着悠久传统绘画审美以及截然不同视觉经验的中国人。

中国肖像画历史悠久，尽管向来提倡“以形写神”，尤其强调传神，但肖像画又被称为写照、写真，可见对真实人物相貌的观察与客观描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而论及“肖”似真人，摄影术对人物精准的“刻画”在当时无可比拟。

从画卷走入镜头，古老的肖像传统在变革的世纪也在悄然改变。

帝国之眼

1844年8月15日，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跟随法国公使拉萼尼率领的外交使团抵达澳门。此行是为了逼迫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经过一系列恫吓讹诈，清朝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最终同意在丧权辱国的《黄埔条约》上落笔。

埃及尔带着相机去了签订条约的现场，为双方代表拍下合影。

在这张银版照片中，耆英坐于法国代表之间，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一大半脸因年代久远而被阴影遮蔽，神色晦暗不明，全无广州外销画家关乔昌为其作的油画肖像中那般神采飞扬。

作为留存至今最早的一张清朝权贵的肖像照，即便在中国摄影史上也实在算不上多么光彩的开端。

无独有偶，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劫掠圆明园时，被留在京中与洋人议和的恭亲王奕？同样接受了这种先进设备的审视，留下一张著名的单人肖像照。

据时任英国中将霍普·格兰特回忆，当意大利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其拍照时，相机前的奕“面如死灰”，“担心这个机器可能随时夺取他的性命”。

照片里这位清朝王爷虽然微微半侧着身体，却姿态僵硬，眼睛直视镜头，却面无表情。

除对状似小型炮台的相机心生恐惧外，刚签署完战败条约的奕恐怕比耆英更能体会到自己与摄影师之间那种“殖民地式的权利不平等关系”——何时按下快门，选择什么角度，如何构图，被摄者在画面中的形象等，全都由比托决定，即便自己是王爷，在此时此刻的相机前也不过是西方摄影师纪实与观察的对象，是构成西方胜利叙事的工具之一罢了。

这种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对位关系的失衡，在早期中国的肖像摄影中并不罕见。

例如于1860年前后来华的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就以擅长拍摄官员、商贾与妇女肖像而闻名。

在其“鞑靼将军夫人”“中国官员和夫人”“身穿全套补服的官员与夫人”等肖像照中，身着华丽服饰的男子与妇人并非真正的官员、商人或官夫人，而是米勒依照他所想表现的东方而虚构其身份的模特。

这些人在肖像照中只被贴上代表身份的标签而不曾被署名，连补服的穿戴都未必合乎礼法，却因照片的写实风格而被西方人誉为“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