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世界里，放假实乃玄学。

10月下旬，耐克公司宣布将尝试实行“四天工作制”，这头还没来得及羡慕，后脚，就被“除夕不放假”的年终一棒槌得晕头转向。

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里，打工人悲怆地发现：最优零和博弈，还是“维持现状”—我可以不争取传说中的四天工作制，但你也别剥夺我春节回家过年的权利。

上班和放假的调和，似乎永远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而且随着时代愈甚。网络与电子设备让工作突破了空间限制，经历过“在家工作”的日子，工作的内容与强度，更被证实与时间、地点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即便是看起来最受施舍的充裕假期，也并不能让人紧绷的心彻底放松。

调休和放假的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而时间，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重要母题，时间创造了秩序，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观点来说，唯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衡量着人的生命尺度。

研究放假和调休的问题，也是在时间维度上研究这个时代的人的状态。

假期进行时

得承认，劳逸结合是现代文明的独创，依据“时间”概念建立的节假日秩序，同样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新秩序。

在人类与动物同节律的时代，饿了狩猎，饱了休息，是人类生物钟驱使下的“自然假日”。自农业革命开始，人类发现了地球运转的规律，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中国汉代官员还有“五日一休沐”的传统，唐朝也曾出现十天一休沐的“旬休”。这些都是社会化权力体系操控下的休作演变。

而“带薪休假”的概念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最初是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

英剧《唐顿庄园》里有一段，时值工业资产阶级快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代表新中产阶级的青年律师，刚得意洋洋地介绍自己找到的律所工作“有双休（weekends）”，却得到代表旧贵族阶层老太太的惊诧反问：“‘周末’是什么？”

事实上，正是在工业革命、宗教信仰和工人权利主张等关系的催动下，人类第一次有了“周末”的概念。

1908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家工厂为了能让犹太员工遵守安息日，反常规地设立了一周两天休息日。对犹太工人来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即从星期五的夜晚开始，一直到星期六晚，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时刻。

1926年，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率先规定：周六和周日为休息日，并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的工作制成型。

福特的五天工作制，虽然被称为是以工人福利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他也因此获利。这是继他在1914年大幅度增加工人薪金至每日5美元之后的又一个极大刺激生产力的举措。

而“带薪休假”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却是经历血泪抗争才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