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独角兽企业、“共享办公”的鼻祖WeWork，终于没能扛过新冠疫情的冲击，迎来了破产的结局。

11月6日，WeWork向美国新泽西州的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退出在北美各地的60多份办公室租赁合约。WeWork表示，这是公司“全面重组”的一部分，约92%的债权人已经同意将债权转换为股权，进而削减约30亿美元的债务，以此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

曾经，在热钱汹涌的年代，WeWork乘着“共享经济”的东风，迅速崛起为全球性巨头，直至在150个城市拥有850多家门店和超过100万个的工位—尽管从未真正盈利，但在风险投资的不断输血下，WeWork的估值还是屡创新高，一度高达470亿美元。

然而，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方式的改变，对这家“共享办公”巨头造成了深刻冲击。彼时，风险投资的热潮已过，缺少盈利手段的WeWork在失去风投的输血后，很快被沉重的债务拖垮，最终走向破产重组。

WeWork的破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投资狂热时代的失败案例，而且也意味着“共享办公”，这个秉持着开放与分享精神的商业模式，来到了一个需要重估与反思的时刻。

一场泡沫

尽管WeWork是“共享办公”行业中最为耀眼的一家企业，但“WeWork的商业模式称得上共享办公吗？”这一问题，却一直伴随着WeWork从崛起、兴盛到最后衰败的全过程。

“共享经济”这一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对闲置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然而，以“共享办公”先驱者面貌出现的WeWork，一直饱受商业模式上的质疑，与其说它是“共享办公”，不如说更像是“二房东”。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趁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在纽约包下了一些闲置写字楼，对其进行简单隔断后，出租给一些小公司，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二房东”生意。

后来的WeWork在商业模式上与其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仍然是向写字楼租赁楼层，改造成共享办公空间后，转租给企业或个人，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时尚装潢、免费啤酒等看起来很“酷”的元素。

但是，当这个分租的生意，披上了“共享经济”的外壳后，看起来很新潮的共享办公室，便在资本层面拥有了一个好的故事，在此前风投兴盛、遍地热钱的时代，引来了众多风投涌入。

本质上是“二房东”的生意，想要实现“万亿市值”是多么不切实际。

当中，孙正义的软银集团是其最大的投资者。据说，孙正义仅在与诺伊曼同乘一辆车的12分钟内，就敲定了对WeWork超过40亿美元的投资，他还为WeWork定下了比诺伊曼的“千亿”规划更为宏伟的蓝图—成为万亿市值的巨无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