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值得花些时间研究，而不是简单批判。

什么事？4月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这次演讲在政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普遍认为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为什么会给人留下这一印象？因为，沙利文在这篇演讲稿中，重点抨击了美国过去40多年一直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且言辞激烈地批判了金融资本主义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沙利文给出了一套“美国方案”，以纠正过去的错误。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在沙利文的演讲中，出现了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概念。

沙利文的批判是否贴切？“新华盛顿共识”又长啥样？现在见仁见智的讨论很多，当然更需中国学界从理论上作出审视、校正，尤其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与美国之间知己知彼，更需要研究沙利文讲话所透出的、美国未来要走的路，更需要以宽阔的胸怀去面对不同的理论和认知，鉴别其对中国经济建设是否存在借鉴价值。但现在看，能够客观看待沙利文演讲内容的声音很少，而且还有一种不太好的味道：表面看，一些文章是在批判“新华盛顿共识”，但实际却是希望中国停留在新自由主义的泥沼中。

更重要的是，简单批判，很容易让我们放弃对美国国家战略转变进行深入且细致的研究和详解，这不仅很容易产生误判，不利于对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置，而且还会妨碍我们看清国际大格局的不断演变。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深究，看清美国葫芦里是什么药，从而有助于中国对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制定。

沙利文是何方神圣？

美国总统的决策和经常露面的一些关键人物逃不开干系。比如，外交层面以国务卿为主；经济层面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美联储主席等为主；安全层面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称安全事务顾问）和中情局局长等为主；军事方面以国防部长、总统首席军事顾问为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又是何方神圣？一般而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非某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其任命也无须国会批准，但他却是总统最重要的人事任命之一。

相比于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具体角色和部门权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角色非常特殊。他不在部门任职，但对所有政府部门却有一种“隐性”的权力，因为他需要协助总统扮演大致六种角色：（1）国家安全决策过程的行政管理者；（2）各类各项情报信息的汇总者与协调者；（3）危机处理者；（4）政策执行工作的监督者；（5）政府外交决策的裁定者与执行者；（6）总统独立政策的建议者与鼓吹者。

为什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历史地看，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并在白宫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设立之初，就有凌驾于政府各种行政和智囊机构的顶层位置。1953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基础上设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开始时，这个职位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秘书的角色，但肯尼迪政府赋予其专业化职能，使得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随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任总统连续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威性，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分别在尼克松和卡特政府中担任该职，赖斯则在布什政府中担任该职。现在，杰克·沙利文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该职，可见其地位之高、权位之重，对总统决策影响之深。

华盛顿共识

要揭示沙利文主张的“新华盛顿共识”，那我们必须对“旧华盛顿共识”有些了解。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不错，所谓“华盛顿共识”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历史背景大致如下：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国曾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物价飞涨的经济过程。正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物价涨跌与经济强弱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滞胀”恰恰反映的是“物价涨跌与经济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所以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借此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并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极力推崇之下，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指导经济实践的主流。

同时，随着经济政策所遵从的经济理论的切换，整个世界的发展路径也发生重大而深刻转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至少两大特征：（1）美元从黄金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转向成为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2）在“新型美元霸权”的作用下，整个西方工业国开始走向“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分工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即美元霸权主导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20世纪80年代，南美主要国家在严重“外债危机”的冲击之下已经基本失去了经济和政治能力，再加上东欧剧变，这就使得“单极化世界格局”开始逐步形成。

如何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美元主导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急需一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行为规范”。1989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研讨会，并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下了所谓“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表面是针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但实际却是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规范”，它包含10条政策措施：（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全面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归结起来，这10条规则无非是在说：第一，要搞大市场、小政府；第二，必须大幅放松管制，实现全球贸易、金融乃至经济自由化；第三，全面私有化，将所有资产都变成可以自由交易的资产，以便市场配置资源。2008年之后，中国学界也有用所谓“新四化——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来概述“华盛顿共识”。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当然，但这其中隐含着重大问题是：第一，在“华盛顿共识”之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最大化，尤其当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国有资产失去政府保护之后，会不会变成国际强权资本的猎物？第二，在“华盛顿共识”之下，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会迅速蜕变为国际资本寡头的附庸，而让本国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方面的教训丰富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