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自发端起，就在“变”与“常”的碰撞和纠缠中探索进路。时至今日，众声喧哗之下的诗坛衰弊丛生，处境尴尬。如何处理“变”与“常”的关系问题，仍然困扰着新诗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让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再次出场，将其纳入现代诗学理论建构的高端视野，重新激活并赋予新意，展现出为中国新诗振衰起弊进行理论突围的一贯努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新诗“变”与“常”关系的观照，是辨认和清理纷繁庞杂的中国现代诗学观的一个重要理论枢纽。百年新诗从来就不缺少“破格”甚至“破壞”的力量。从胡适“作诗如作文”到郭沫若“裸体美人”，新诗走上了一条破旧立新、狂飙突进的道路。中国新诗与讲究声韵、格律等形式技巧的古典诗歌传统实现了断裂。在获得“绝端的自由”的同时，也导致自由诗只有“自由”没有“诗”。由“破格”造成的先天不良，给中国新诗的日后发展埋下隐患，到新月派登上新诗坛，诗学界开始纠偏。“理性节制情感”美学原则的确立和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使中国新诗接通了传统的血脉，步入了一个诗艺探索的“自觉”时期。总体来看，中国新诗肇始至今，一直交织着爆破与建设、破格与创格、先锋与传统等对峙的线索。“破”和“立”、“新”和“旧”、“变”和“常”纠结对立，推动着新诗艺术的演进和流变。艺术创新永无止境，这两种力量的交替拉锯永不停歇。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潮涌起后，爆发了一场著名的诗学论争。力主横向移植的“崛起派”和固守民族传统的“传统派”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这两派都有各自立论的依据，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偏颇和失当之处也显而易见。“上园派”则吸取了二者的合理因素，摒弃了偏执一端的诗学体系建构模式，提出：“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1］在二元对立的诗学格局中开辟新路，令人豁然开朗。有论者形象地指出，“先锋派—中锋派—传统派，三分诗坛”，而中锋理论圈就是以吕进为代表的“上园派”。［2］中国新诗处于古今交会、中西碰撞的历史坐标系当中，必须承接传统、取法西方，任何偏执地固守一端的做法，都将被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古远清指出：“这三大诗论群体两头小中间大。上园派人数较多，……他们的看法较为客观、公正。”［3］“上园派”持论稳健求实，为建构一个科学、完备和成熟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