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物质媒介感觉终止的地方，诗才真正开始。诗是心灵的艺术，它摆脱一切物质媒介的束缚，获得深远的情思空间。由于心灵化程度很高，所以诗是云中之光，水中之味，花中之香，女中之态，唯能会心，难以言传。诗是一种无言的沉默。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陶渊明《饮酒之五》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视刀环歌》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周易》说“言不尽意”，都是切中要害之论。

一经说破，语言就会破坏诗，赶走诗。在诗歌写作上，诗人是“肉眼闭而心眼开”；在诗歌表达上，诗人是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

由于在以瞬间顿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非逻辑性的表达方式和非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上的亲密，在悟境上的相同寻求，诗与禅靠得很近。在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的轨迹几乎同步。陆游的《赠王伯长主簿》说：“学诗大略似参禅，目下功夫二十年。”明僧普荷说：“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但是，顿悟之后，禅一般“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得不记录的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的传灯录和语录，称为公案）。诗却必须托诸文字。诗不能言，但它又是文学，它必须言，所谓“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言无言，就是诗歌艺术的永恒难题；以不沉默传达沉默，就是诗人展示才华的机会。语言，成了诗歌艺术创作的最大障碍；征服语言，驾驭语言，又是诗人的最大成功。

本来，诗对于古代中国就十分重要。闻一多是这样阐述的：“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文学的历史动向》）诗的语言更为重要。“以诗取仕”，主要就是测试诗歌语言水平。在《论语》中，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懂诗歌，一个人连语言能力都没有。

那么，诗的语言是什么呢？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持有这种看法的古人实在不少。金人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卷36中写道：“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尔，有所记叙之谓文，吟咏情性之为诗，其为言语则一也。”新诗的最早“尝试”者胡适对此心中也没有底。白话诗的“白话”是什么，胡适说不清楚。所以，当年的守旧派说他太俗，革新派又说他太文。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里写道：“诗之文字原不异于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于文之文法。”元好问还在叙事与抒情上区别诗与散文，胡适则更彻底，干脆将诗与散文的界碑全部打碎了。他还更明确地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其二，诗使用的是一种与散文语言不搭界的另类语言，散文使用的语言绝对不能入诗，否则就是诗的降格和破坏。正是由于这种见解，所以在中外诗歌史上出现过许多“官司”。莎士比亚在他的诗剧里的一些用词遭到指责。20世纪30年代，在重庆，有过“飞机”一词能否入诗的争论，有人建议以“铁鸟”一词代之。在俄罗斯，未来派诗人1912年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里曾宣布“有痛恨存在于他们之前的语言的权利”，“有任意制造词和制造新字以增加词汇总量的权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诗歌并没有承认这种“权利”。

其三，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存在层次上的区别。唐人刘禹锡说：“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明人苏伯衡说：“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清诗话》收录了吴乔的《答万季埜诗问》，共有27篇精彩的答问，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尔。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美，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一为饭，一为酒，提升程度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不同。比之于饭，酒当然更精致，更精美，更精华，更精神。

在西方，有“用左手写散文，用右手写诗”之说，也与中国古人暗合。